原本该给你提供过去50年的大量政治信息，但实际上只作了几项说明，对此表示歉意
早知道写一部世界历史如此艰难，我决不会自讨苦吃，担当此任了。当然，一个人如果足够勤奋，花上六七年时间，埋头于图书馆发霉的陈册故书中，也能编出厚厚的一大卷，将每个世纪每块土地上发生的事件详尽记载下来。但那不是本书的目的。出版商要求出版一本具有动感的历史书——富于生气而不是暮气沉沉的故事。现在，在此书就要杀青时，我发现某些章节写得大开大阖，而另一些章节犹如缓慢地跋涉于久已湮没无闻的单调的沙漠中。即有的部分裹足不前，而另一部分则驰骋于富于动感和浪漫色彩的真正的爵士乐之中。这令我很不满意，我建议撕掉所有手稿，重起炉灶，然而出版商不允。
解决我的难题的另一个最好的办法是，我把用打字机打好的稿子送给几个宽容的朋友，请他们过过目，希望他们不吝赐教。这一办法也令我大失所望，因为每个人都各有所见、各有所好、各有所爱。他们全都想知道为什么我胆敢在某处没有提到他们热爱的国家，他们喜爱的政治家，或者，甚至他们最喜欢的罪犯。在其中的某些人看来，拿破仑和成吉思汗理应得到最高的荣誉。我解释说我已想尽办法公正对待拿破仑了。但在我看来，他远远不如乔治·华盛顿、居斯塔夫·瓦萨、奥古斯都、汉穆拉比或林肯以及许多其他人重要。宥于篇幅，我也只得用寥寥几段一笔带过。
“到目前为止，你写得蛮不错嘛，”另一个批评说，“只是，有关清教徒的事儿你打算怎样写？我们最近正在庆祝他们在普利茅斯港登陆三百周年，他们应该浓墨重彩。”我的回答是，如果我在写一部美国史，那末清教徒理应占头12章中的一半，而本书是一部关于人类历史的书，普利茅斯岩石事件1620年第一批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在此登陆。——直到多年以后才称得上具有国际影响，何况美国是由13个州而不是由一个州建立起来的。还有，美国头20年历史中的杰出领导人来自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尼维斯岛，而不是来自马萨诸塞州，因此，一页的篇幅外加一幅特制的地图该使清教徒们满意了。
接下来提出质疑的是史前史专家，责问我为什么没有花更多的笔墨描述神奇的克罗马努人，他们可是在一万年前就发展了高度的文明。
的确，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并不像一些最知名的人类学家那样高看这些早期人类取得的成就。卢梭和18世纪的哲学家创造了“高贵的野蛮人”一词，指那些假定在远古时代就生活得恰然自乐的人。我们现代的科学家已经舍弃了我们的祖辈曾热切钟爱的“高贵的野蛮人”，代之以法兰西山谷的“杰出的野蛮人”，他们在35000年前结束了尼安德特人及其他日耳曼邻居们的一统天下的大象以及雕刻的人像，给这些原始人带来了莫大的荣耀。我从不认为他们不对。但我坚持认为我们对这整个时期所知甚少，极难准确（即使勉强准确也可）地描述早期的西欧社会。因此，我宁可少说，也不愿说错。
还有另一些批评者，直言不讳地指责我不公平。为什么我闭口不提爱尔兰、保加利亚和暹罗既现在泰国。这样的国家，却把其他国家诸如荷兰、冰岛和瑞士等国硬拉进来？我的回答是我并没有拉扯任何国家，他们进入本书纯属时势使然，我无法将他们拒之门外。为了让读者明了我的用心，不妨让我申明一下这本历史书选择写谁不写谁的依据。
原则只有一个，即“该国家和该人物是否曾提出了某种新思想或进行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行动从而改变了全人类的历史？”问题不在于个人的好恶，这是一种冷静的，近乎于数学般精确的判断。没有一个民族能像蒙古人那样在历史上扮演了叱咤风云的角色；但从所取得的成就和智力进步的方面看，没有一个民族逊于其他的民族。
亚述王提华拉·毗列色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但对我们来说，他很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人。同样，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可能并不因德·鲁依特的水兵曾在泰晤士河中垂钓而令人感兴趣，而是因为北海沿岸的这片泥泞之地为各种怪才提供了一个慷慨的避难所，这些人对于各种不受欢迎的论题有种种怪诞的想法。
不错，雅典或佛罗伦萨在鼎盛的黄金时期，也仅约堪萨斯城1／10的人口。可是这两个地中海盆地的弹丸之地只要有一个不存在，我们现代文明就会完全不同。可是密苏里河上的这个繁忙大都会就不能这么相提并论。
既然我说的全是个人观点，请允许我再叙述一件事实。
当我们去看医生时，必须首先搞清他是个外科医生、诊断医生、顺势疗法医生还是个装神弄鬼的巫医，因为我们要知道他将从怎样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疾病。在选择历史学家时，我们也应和选择医生一样小心谨慎。我们认为，“咳，历史就是历史”，于是不再理会它。但是，一个在苏格兰的落后地区内受严格的长老会家庭教育的作者，和一个在儿童时代就被拉去听罗伯特·英格索尔——所有天启魔鬼的敌人——的精彩劝诫演说的邻居对人类关系每一个问题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事过境迁，两人可能都忘记了他们早年的训练，再也不到各自的教堂或礼堂去了。但是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无论在写作上，还是在言行中，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来。
在本书序言里，我已告诉你我不是个不会出错的向导，现在我的故事快讲完了，我在此重申，我是在一个富于老派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中出生并受教育的，这样的家庭相信达尔文和其他19世纪先驱者的发现。我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正好是跟我的一位叔叔度过的，他对16世纪法国伟大散文家蒙田的著作收藏颇丰。不知为什么，这位伟大的宽容的倡导者占据了我这个不宽容的人的身心。后来我发现了阿那托尔·法郎士，我首次接触英语则是偶然看到了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斯芒德》，这部小说给予我的深刻印象超过了任何一本英语著作。如果我出生在怡人的中西部城市，我或许会对儿时听到的赞美诗心存某种感情。不过，我对于音乐的最早回忆可以追溯到一天下午我母亲带我去听一首巴赫的赋格曲，这位伟大的新教音乐大师的结构严谨的完美杰作对我影响至深，以至每当我在我们的祈祷会上听到普通的赞美诗时，就会有一种痛苦不堪的感觉。
进一步说，如果我降生于意大利，被阿尔诺快乐山谷中的阳光照得暖暖的，我或许会喜爱许多多姿多彩、阳光普照的画面，而现在我却对之兴味索然，因为我对艺术所获的最初印象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在屈指可数的晴天里，阳光无情地炙烤着饱浸雨水的大地，使一切呈现出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反差。
我特地叙述这些事实以便你了解本书作者的个人偏好，理解他的观点。在绕了一个必要的小弯子后，让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最后50年的历史上来。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事情，但许多在当时并不重要。大多数强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机构，也成了一个大企业。他们修建铁路，开辟并资助通向世界各地的轮船航线，用电报线路将各殖民地联结起来；他们不断蚕食其他各洲的领土。非洲和亚洲的每一小块可得到的土地全被敌对列强中的某一个据为己有。法国占有了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德国夺得了西南非和东非的部分土地，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新几内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屿上建立了定居地。它还以几个传教士被杀作为堂而皇之的借口，占领了中国黄海的胶州湾。意大利想在阿比西尼亚碰碰运气，却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亚的士兵大败，于是便占领了北非土耳其的属地的黎波里来安慰自己。俄国在侵吞了全部西伯利亚以后，又从中国夺走了阿瑟港。日本于1895年将中国打败后占领了台湾岛，1905年又声称对整个朝鲜王国拥有主权。1883年，世界上前无古人最大殖民地国——英国对埃及予以“保护”，它颇具成效地完成了这一职责，并且为这个被忽视的国家争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自从1868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来，外来入侵的威胁一直摆在埃及的面前。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英国又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了多次殖民战争。于1902年（经过三年鏖战后）征服了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的两个独立的布尔共和国。与此同时，它又鼓励塞西尔·罗兹英国政治家和金融家为一个大非洲国家奠定基础，这个大国从南非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罗河口。还不遗余力地把未被欧洲人占领了岛屿或地区囊括进来。
精明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利用亨利·斯坦利的发现于1885年建立了刚果自由邦。这个国土辽阔的热带帝国原是一个“君主专制国”。然而经过多年令人厌恶之极的错误管理，由比利时将其吞并，建立了殖民地（1908年），并革除了那位无法无天的陛下能容忍的各种严重的陈规陋习，他眼里只有象牙和橡胶，根本无视当地人的死活。
至于美国，他们有那么多土地，无意再扩张领土。但西班牙在它西半球的最后几个属地之一——古巴施行暴政，实际上逼使华盛顿政府不得不有所行动。经过一场平静的短暂战争后，西班牙人被赶出了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群岛，后两个国家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是势所必然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与日俱增的工厂，需要不断增长的大量原料，而以相同速度增长的欧洲工人，又需要不断增加的食品。到处都在呼吁更多更兴旺的市场，更易于开采的煤矿、铁矿及橡胶种植园和油井，更多的小麦和谷物的供给。相比之下，欧洲大陆上单纯的政治事件已无足挂齿。因为这时人们已计划在维多利亚湖上开设航线，或在山东境内铺设铁路。他们知道有许多欧洲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他们不遑顾及。结果，仅仅由于冷漠与疏忽，他们给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一笔仇恨与痛苦的可怕遗产。不知从哪个世纪开始，欧洲的西南角一直处在骚乱与流血之中。在19世纪70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的人民试图重获自由，而土耳其（在许多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横加阻挠。
1876年，在保加利亚经过了一场灭绝人寰的大屠杀之后，俄国人民再也无法忍耐，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就像麦金利总统被迫去古巴阻止哈瓦那惠勒将军的行刑队一样。1877年4月，俄国军队越过多瑙河猛攻希普卡隘口。在攻克普列文后，向南前进，直抵君土坦丁堡城下。土耳其向英国求援，许多英国人谴责他们的政府站在苏丹一边。但迪斯雷利决定干涉。俄国被迫签订圣斯蒂芬诺和约（1878年），巴尔干问题交由于同年6月至7月在柏林召开的会议上去解决。
这次著名的会议完全由迪斯雷利个人暗中指挥。甚至连俾斯麦也害怕这位长着一头油光光的鬈发，聪明睿智的老人，他妄自尊大，不可一世，却又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幽默感和高超的溜须拍马的本领。这位英国首相在柏林密切关注着他的朋友——土耳其人的命运。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被承认为独立的王国。保加利亚公国则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侄子、巴登堡的亚历山大王子治理下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上述这几个国家均未有机会将其实力与资源发扬光大。如果英国对苏丹的命运不那么深切关注的话，他们是有机会做到这一点的。
更有甚者，会议允许奥地利把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从土耳其瓜分出来，成为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一部分。奥地利的确干得漂亮。这两个不被人看好的省份像英国最好的殖民地那样被管治得秩序井然，备受赞誉。但是那里居住着不少塞尔维亚人，早年曾是斯蒂芬·杜什汉的塞尔维亚大帝国的百姓。杜什汉早在14世纪就抵抗土耳其人入侵西欧，其首府乌斯库勃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150年就是个文明中心。塞尔维亚人念念不忘他们古代的荣耀，试想谁又会忘记呢？他们对奥地利人在这两个省的出现愤愤不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两个省传统上是属于他们的。
就是在波斯尼亚的首府萨拉热窝，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人费迪男王子于1914年6月28日被刺。凶手是一个纯粹出于爱国动机的塞尔维亚大学生。
但是，酿成这次可怕灾难的导火索——它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不应归咎于那个神经兮兮的塞尔维亚青年或者被他刺死的奥地利王子。这应该追溯到著名的柏林会议的年代，那时欧洲正为物质文明建设而奔忙，没有时间理睬旧巴尔干半岛上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一支被遗忘了的民族的渴望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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