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界已经历了另一场变革，它远比政治革命或工业革命更重要。科学家在经历了世代的压迫和摧残后，最终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他现在正试图发现统治宇宙的基本规律
埃及人、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科学最初的模糊概念与科学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4世纪时的大迁徙摧毁了地中海的古典世界。基督教会重视人的灵魂而不太关注人的肉体，把科学当作人类妄自尊大的表现，他们居然企图窥试 本属于全能的上帝范围内的神圣事物，因此，科学也与七大重罪密切相关。
文艺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有限的程度上冲破了中世纪偏见的藩篱。然而，在16世纪初取代了文艺复兴的宗教改革，一直对“新文明”的思想观点抱有敌意，如果科学家企图超越基督教《圣经》中所包含的狭隘的知识范围，科学家将面临被严惩的危险。
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伟大将军的雕像，他们骑在奔腾的马上，率领着欢呼的士兵夺取光荣的胜利。同时，各处也不乏质朴无华的大理石碑，表明一个科学家找到了他的安息之地。一千年后，想必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些问题，而那一代快乐的孩子们将会理解人们的巨大勇气和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恪尽职守，他们是抽象知识的拓荒者，而因为有了这些抽象知识才使我们现代世界的存在有了实际上的可能。
许多科学的先驱饱受贫穷、鄙视和凌辱。他们蜗居于阁楼上，死于地牢中。他们不敢在著作的封面上印上自己的大名；也不敢在其出生地出版他们的科学著作，而是将其手稿偷偷拿到阿姆斯特丹或哈勒姆某家秘密印刷所去印刷。他们遭到新教和天主教的双重敌视，成为鼓动教区居民起来反对“异教徒”的反复提及的布道主题。
为寻求庇护，他们不得不东躲西藏。在荷兰，宽容精神最为强烈，当局虽然对科学研究也不加支持，但不再干涉人们的思想自由，那里就变成了知识分子的一方自由的小天地，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及物理学家可以到那里稍事休息，呼吸几口自由的空气。
在另一章中，我已提到13世纪的伟大天才罗杰·培根有好几年被禁止不准写一个字，以免又给教会当局增烦添乱。五百年后，法国宪兵长期监视着大型哲学《百科全书》编纂者的一举一动。又过了半个世纪后，达尔文敢于对《圣经》中所说的上帝造人的故事表示怀疑，在每个讲台上他都是人类千夫所指的大敌。直到今天，对那些敢于冒险闯入未知科学领域的人的迫害仍在继续。眼下，就在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布赖恩先生正在对广大群众鼓吹“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性”，告诫他的听众要反对这位伟大的英国自然学家的错误。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鸡毛蒜皮的细节，应该做的工作最后还是全都完成了，各种科学发现和发明的最终受益者仍然是那些总是把具有远见卓识的人贬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的芸芸众生所分享。
伽俐略17世纪仍然醉心于探索浩淼的天际，研究我们这个星球在太阳系的位置。即使如此，教会仍然不赞同这种不该有的好奇心，首位证明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哥白尼直到他去世那一年才出版了他的著作。伽俐略的大半生生活在教会当局看管的阴影之下，但他继续用他的望远镜，为艾萨克·牛顿提供了大量的实际观测数据，这大大有助于后来这位英国数学家发现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一物体降落时很有意思的规律。
这一定律的发现在当时使人们对天体的兴趣有所减弱，转而开始研究地球。17世纪后半叶由安东尼·范·利文霍克发明的便于操作的显微镜（一件奇怪而又笨重的小东西）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微生物的机会——正是这一微生物使人患上多种疾病。它为细菌学这门科学奠定了基础，由于发现了致病的微生物，在此后的40年内，这门科学拯救了世上许多疾病患者。显微镜也使地质学家能对埋藏于地表深处的不同岩石和化石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使他们确信，地球一定比《创世纪》所说的古老很多。1830年，查理·莱尔爵士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出版，否认了《圣经》中所讲的创世的故事，并对宇宙的缓慢形成及逐渐发展作了精辟的描述。
同时，马尔基·德·拉普拉斯正热衷于研究有关宇宙起源的新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地球是形成行星系的一片星云状的海洋中的小小斑点。而邦森和基希霍夫这时也用分光镜在研究星球以及我们的好邻居太阳的化学成分，太阳上奇怪的斑点最早是由伽俐略注意到的。
这时，在与天主教和新教国家的教会当局进行了一场最艰难的斗争之后，解剖学家与生理学家终于被获准进行人体解剖，从而用我们的器官及其他们各自习性的客观知识来取代中世纪江湖游医的臆想猜测。
自从人类遥望星空，沉思默想其何以存在，其间已过了亿万斯年。而在这短短的30年当中（1810—1840年），科学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超过前一段的总和。对于在旧制度下接受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悲哀的时代。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对诸如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人的仇恨，这两者没有明确告诉当时的人们他们是“由猴子变来的”。但认为高傲的人类是由长长的一系列祖先演变而来的，其家谱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早的居民——水母。
19世纪是富裕的中产阶级显贵炫富的时代，他们愿意使用煤气和电灯，也愿意使用许多伟大的科学发明的实际应用品。但那些调查研究者，那些“科学理论”的始作俑者——没有他们，世界就不可能进步——却依旧不被信任。直到最近，他们所作的贡献才被普遍承认。过去将万贯家私捐出盖教堂的有钱人如今建起了巨大的实验室，在那里，一些人在和人类看不见的敌人进行着悄无声息的战斗。他们为了下一代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常常牺牲自己的生命。
确实，世上有许多疾病，我们过去的先辈认为是难以抗拒的“上帝的旨意”，这实际上只不过表明了我们的无知和疏忽。现在的每一个孩子都懂得，只要在喝水时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伤寒症。但是，这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医生们才能使人们相信这一事实。现在很少有人怕着牙医了。对于口腔内滋生的微生物的研究使我们免受龋齿之害。如果刚巧有一颗牙必须拔掉，我们只要吸入一种气体，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开始了。当1946年报上刊登了美国人用乙醚进行了一次“无痛手术”的消息时，那些心地善良的欧洲人连连摇头。对他们来说，人要是逃避疼痛则违反了上帝的意志，因为那是芸芸众生都应经历的。所以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手术中使用乙醚或氯仿才普及开来。
但是，人类要求进步的战斗终于大获全胜。偏见藩篱上的缺口越来越大，光阴荏苒，古代无知的僵石土崩瓦解了。一种新的，更愉快的社会秩序的热情参与者杀出了重围。突然，他们发现新的障碍又横亘在眼前。在古老的废墟上，又竖立着另一座反动堡垒，在最后一道防线被瓦解前，又得有成百万的人捐躯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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