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的普遍使用并未带领亲眼目睹了铁路代替驿站马车的那一代人走进他们所预期的幸福和繁荣的新时代。尽管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收效不大
1831年，就在第一个修正法案通过前夕，杰里米·本瑟姆——英国研究立法技巧的杰出学者，那个时代最讲究实际的政治改革家，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想让自己活得舒舒服服就要让别人舒舒服服；要让别人舒舒服服就要表示热爱他们；要表示热爱他们就要真正去爱他们。”杰里米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只说他所认为的大实话。他的想法与他成千上万的同胞不谋而合。他们感到有责任为他们不幸的邻居谋求幸福，要不遗余力去帮助他们。天晓得，这正是有所行动的时候了！
“经济自由”的理想在那个所有工业活动因中世纪的清规戒律而陷入瘫痪的旧社会里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个作为国内最高律条的“行动自由”却带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后果。工厂的工作时间仅以工人的体力极限为限。一个女工只要累得没有晕过去，她就得坐在纺织机前干下去。五六岁的儿童也被送进了纱厂，免得他们在街头闲荡游晃，惹祸招灾。还通过了一项强迫乞丐的孩子去工作的法律，不然就用铁链把他们锁到机器上，以示惩戒。作为劳动报酬，他得到的粗茶淡饭刚能果腹，猪圈一样肮脏的地方仅能栖身。他们疲惫不堪，往往在工作时就睡着了。为了要他们保持清醒，一个工头手持皮鞭来回察看，感到必需让他醒来干活时，就抽他们的指关节。在这种环境之下当然有数以千计的儿童早夭死去。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一些雇主们也不乏同情心，他们希望取消“童工”制度。但既然人是“自由”的，那么儿童也是“自由”的。另外，如果琼斯先生打算在他的厂子里不用五六岁的童工，他的对手斯通先生便可将多余的儿童雇佣过来，琼斯的工厂就会被迫倒闭。因此，琼斯在议会颁布禁止各雇主使用童工的法令之前，是不得不雇佣童工的。
然而，由于原来土地贵族在议会中已不占上风，议会已由工业界代表所把持，而且只要法律不允许工人们联合起来成立工会，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当然，当时那些睿智的君子们对这些残酷的情景并没有闭目塞听，只是他们乏力回天。机器曾一夜之间征服了世界，需要经过成千上万高尚的男男女女经年累月地努力，机器才能找到它应有的位置——做人类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奇怪的是，对当时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这种残暴雇佣制度首次发难，是为了解救非洲和美洲的黑奴。奴隶制度是被西班牙人带到美洲大陆的。他们本打算使用印第安人在田地和矿山当工人，但印第安人一旦脱离了野外生活就纷纷倒下毙命。为了使他们免于灭绝，一个善良的传教士建议，把黑人从非洲运来干活。黑人身强体壮，能经得起磕磕碰碰。另外，与白人交往也给了他们一个学习基督教教义的机会，这样，还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所以，从各个方面来看，这样安排对仁慈的白人和他们无知的黑人兄弟来说都是各得其所。可是，随着机器的引入，棉花需求量不断扩大，黑人被迫比过去更加艰辛地劳动。于是他们也像印第安人那样，开始死于监工的虐待之下。
关于这些使人难以相信的残忍行为的传说不断传到欧洲，各国的男男女女都在为废除奴隶制度奔走呼号。在英国，由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扎卡里·麦考利组织了一个制止奴隶制度的社团。他们首先设法通过了一项法律，使“奴隶贸易”成为非法。1840年后，奴隶在英国所属的任何殖民地中销声匿迹。1848年的革命使法国各属地的奴隶制度也寿终正寝。葡萄牙于1858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诺自该法颁布之日起20年内所有奴隶均获自由。荷兰于1863年废除了奴隶制。同年，亚历山大二世也将两百多年前剥夺的农奴自由重新归还给他们。
在美国，这个问题引发了严重的困难并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独立宣言》定有“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原则，可是那些皮肤黝黑的人和在南方种植园内劳动的人却不在此限。时代在发展，北方人对这种奴隶制度的厌恶与日俱增，他们对此毫不遮掩。但是，南方人却宣称，离开了奴隶们的劳动，他们就无法种植棉花，因而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国会还是参议院，都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北方固执己见，南方毫不妥协。当和解眼看毫无希望之时，南方各州放言要以脱离合众国相要挟。这是合众国历史中一个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许多事都“可能”发生，而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一个非常伟大、非常仁慈的人挽狂澜于即倒。
1860年11月6日，一位自学成才的伊利诺斯州律师亚伯拉罕·林肯被共和党人选为总统，共和党是废奴运动中的中坚力量。林肯深知人类奴役的罪恶，敏锐的常识告诉他，在北美大陆上难容两个针锋相对的国家。当南方几个州退出合众国并成立了“美国南部联邦”时，林肯奋起反击。北方各州招募了志愿军。成千上万的青年热烈地响应召唤，随后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残酷内战。由于南方有备而来，兼有李将军和杰克逊将军的领导有方，南方军队节节胜利，北方连连败北。后来新英格兰和西部的经济势力开始显示威力。一位叫格兰特的默默无闻的军官一举成名，成为这场伟大奴隶战争中的查理·马特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查理大帝的祖父。因其作战勇猛，而获得“马特”的诨号。他一路攻杀，给南方以重创，使南方阵线土崩瓦解。1863年初，林肯总统颁布了《解放宣言》，使所有奴隶获得了自由。1865年4月，李将军率领最后一点勇敢的部队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数日后，林肯总统被一个疯子行刺身亡。但是，他已经大功告成，除了仍在西班牙治下的古巴外，奴隶制度在这个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都销声匿迹了。
但是，正当黑人愈来愈多地享受着的自由的时候，欧洲的“自由”工人们的日子却每况愈下。对许多当代作家和观察家来说，工人大众在这种大苦大难中竟未灭绝简直是个奇迹。工人们住在破败的贫民区内肮脏的房子里，他们吃糠咽菜，所受教育仅能应付自己的工作。一旦死亡或出现天灾人祸，他们家属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但是，制酒业却以低价向他们提供大量的威士忌和杜松子酒，鼓励他们酗酒，以浇胸中块垒。
自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开始发生的巨大进步，并非一人之功。两代人最优秀的大脑为挽救世界免遭突然采用机器而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作出了贡献。他们并不打算砸碎资本主义制度，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因为别人聚积的财富，如果运用得当，也能使全人类获益。但是，他们也反对这样的观点：那些拥有工厂并可随意关闭而不致有饥馁之虞的富人与那些无论工资多少都必须接受任何工作，否则本人和妻儿老少都有衣食之忧的工人之间有真正的平等。
他们煞费苦心地制订出许多法律来规范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各国的改革者节节胜利。今天，大部分工人受到了良好的保护，他们的工作时间缩减为平均八小时的最佳水平。他们的子女被送进了学堂，再也不用去矿井和棉纺厂的梳棉车间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望着所有冒烟的大烟囱，听着火车咣当咣当的噪音，看着堆满各种多余物资的仓库，苦思冥想着：这种惊人的活动在未来的岁月里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他们记得人类在没有商业和工业竞争的情况下已生活了几十万年。他们能改变事物的既定秩序吗？他们能废除那种经常为了利润而牺牲人类幸福的敌对制度吗？
这种理想——这种对美好未来的朦胧希望在不止一个国家里生根发芽。在英国，一个拥有许多棉纺厂的工厂主罗伯特·欧文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小获成功。但是，他一死，新拉纳克的繁荣即成过眼云烟，一个名叫路易·布朗的法国记者在全法国建立了“社会主义车间”，这种尝试的效果也不理想。的确，信仰社会主义的作家日渐增多，他们很快认识到游离于正常的工业界之外的独立小团体永远难有作为，所以在提出有效的疗救办法之前，有必要研究决定整个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继实用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路易·布朗和弗朗索瓦·傅立叶之后，是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这两个人中，尤以马克思闻名。他是个聪颖智慧的人，其家久居德国。他听到欧文和布朗的试验后，开始有兴趣涉足于劳工、工资和失业等问题。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不受德国警察当局的欢迎。他不得不逃往布鲁塞尔，后来又到了伦敦，作了《纽约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过着贫穷困顿的生活。
到那时，还无人对他的经济学著作给予重视。但在1864年，他组织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三年后，即1867年，他出版了名震天下的论著《资本论》的第一卷。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长期斗争。由于机器的引进和普遍使用，使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他们利用自己的剩余财富购买工具供工人使用，以创造更多的财富，然后再利用财富修建更多的工厂。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同时，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第三等级（资产阶级）越来越富，而第四等级（无产阶级）越来越穷。他预言，最终会有一个人将天下所有财富尽收囊中，而其他的人都将成为他的雇员，都得仰仗他的大恩大德生活。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马克思倡议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为争取某些政治经济措施而战斗，这些措施他在1848年——即最后一次伟大的欧洲革命爆发的那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曾逐一列举。
这种观点自然不受欧洲许多国家政府的欢迎，特别是德国。它通过严厉的法律来惩治社会主义者，并命令警察解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逮捕演说者。不过这种迫害始终难以奏效。烈士们成了这场不受欢迎的事业的最佳宣传广告。在欧洲，社会主义者人数稳步增长，人们不久就看清了社会主义者并不期望进行暴力革命，而是利用在各国议会中日渐扩大的权力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社会主义者甚至被任命为内阁大臣，他们与进步的天主教徒新教徒合作来消除工业革命造成的危害，把由于机器的引进和财富生产的日益增加而获得的利润加以更公平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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