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非常昂贵，只有富人才买得起。原来在小作坊里为自己干活的木匠和鞋匠不得不到那些置备了大型机械工具的人那里去做帮工。尽管他比以前赚了更多的钱，但他也丧失了先前的独立性，这使他很不开心
在古代，世上的活儿都是由独立的工匠干的。他们坐在自己家门前的小作坊里，有自己的工具，对自己的学徒可以任意打骂，只要不超出行会规定的范围，他们对自己经营的业务有绝对的自主权。他们生活简朴，必须长时间工作，但是一切自己说了算。如果在起床后看到天气很好，适合垂钓，他们便去钓鱼，没有人会说“不准去。”
但是，机器的使用使这一切发生了改变。机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大大放大了的工具而已。载着你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驶的火车实际上不过是双腿；把重型铁板砸平的汽锤，也就是一双硕大无比的钢拳头。
但是，尽管我们能有一双飞毛腿，也能有一双出手有力的重拳，但一辆火车、一个汽锤和一个棉纺厂却是造价昂贵的机械装置，并不能由个人所有。一般总是由一伙人各自拿出一笔钱来集资，然后按投资的钱数来分配他们的铁路或棉纺厂的利润。
因此，当机器不断改进，直到它可以实用和赚钱时，那些大型工具的制造者，即机器制造商们，开始物色能付得起现金的主顾。
在中世纪初叶，土地几乎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只有贵族才被认为是唯一富有的人。但是，我在前几章已告诉你了，他们手中的金银这时还并不起太大作用，他们用的是古老的物物交换制度，以牛换马，以鸡蛋换蜂蜜。十字军东征期间，城市的市民们由于东西方贸易的复兴而获利致富。从那时起，他们一直是贵族老爷和骑士们的死敌。
法国革命彻底毁弃了贵族的财富，并使中产阶级，即“布尔乔亚”的财富迅速膨胀。大革命以后兵荒马乱的岁月给了众多中产阶级的人一次机会，使他们聚敛的财富大大超出了他们应得的那份儿社会财富。教会的财产被法国国民议会没收充公。并作价拍卖。其中贪污行贿的数字令人吃惊。地产投机商们窃取了几千平方英里的良田沃土。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本在谷类和军火生意上牟取暴利，此时 他们的财富已远远高出维持家用所必需的花费，他们已有能力建自己的工厂，雇佣男女工人操作机器。
工厂这使数十万人的生活发生了突然的改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许多城市的人口成倍增加，市民们原来真正的“家园”——市中心，现在被郊区粗制滥造、丑陋不堪的建筑所包围，这远郊之地就是工人们在工厂工作了11个、12个甚至13个小时后睡觉的地方，只要一听到汽笛声响，他们就立刻从这里返回工厂。
在农村，到处都在传言，说城里能挣到大钱。习惯了户外生活的农村孩子只身进城，他们在早期通风条件极差的车间里工作，处在烟雾、灰尘和污垢之中，原来健康结实的身体每况愈下。其结果常常不是在贫民窟就是在医院里命归黄泉。
当然，这么大一部分人要完成从农村到工厂的转变，不会不招致某种程度的反抗。既然一台机器能干一百人的活儿，其余九十九个失业的人当然很不高兴。他们总是袭击厂房，焚烧机器，但早在17世纪保险公司就已经组建起来了，工厂的主人一般都会受到充分的保护，不会有什么损失。
不久，更新更好的机器安装起来了。工厂四周高墙牢筑，暴乱也就偃旗息鼓了。古老的行会在这个蒸汽和铁的新世界里不可能有立锥之地，他们也就杳无声迹了。随后，工人尝试着组织正式的工会。但是，工厂主能利用丰厚的资本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家施加很大的影响，他们借助立法机构，通过法律，禁止组织这样的工会，理由是它会干涉工人的“行动自由”。
请不要认为对这些法律投赞成票的善良议员都是邪恶的独夫民贼。他们是大革命时期的真正产儿。这是一个人人谈论“自由”的时代。人们经常把他们的邻居杀死，仅仅因为这些邻居们本该表现出对自由的热爱，但他们偏偏没有。既然“自由”是人们最重要的品行，就不该由工会来发号施令，决定其成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工人们应该始终“在公开市场上自由出卖劳动力”，而雇主们也同样“自由地”按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经营业务。由国家管理整个社会工业生活的“重商主义”时代就要不复存在了。新的“自由”理想坚持认为国家应该彻底走开，让商业自由发展。
18世纪后半叶不仅是一个质疑智力和政治的时代，而且旧的经济思想也被新的、更符合时代需要的理论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的前几年，蒂尔戈——一位路易十六时期不成功的财政大臣，曾倡导新的“经济自由主义”。蒂尔戈生活在一个饱受文牍之害和条条框框之苦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大量冗员极力在实施着太多的法律法规。“取消官方的监督”，他写道，“让人民听凭自己的意愿去做事，就会万事顺遂。”不久，他的著名的“自由主义”创议成为那个时期经济学家重整旗鼓的战斗口号。
在同一时期，英国的亚当·斯密推出了其煌煌巨著《国富论》，再一次主张“自由”和“贸易的自然权利”。30年后，拿破仑垮台了，欧洲的反动势力在维也纳高歌奏凯。在政治生活中拒绝给予人民的自由，却在工业生活方面强加给他们了。
我在这一章开头提到的机器的广泛应用，被证明对国家是大有裨益的。财富迅速积累。机器使单独一个国家，如英国，担负拿破仑大战的费用成为可能。资本家们（出钱买机器的人）获得高额利润。他们变得野心勃勃，开始干预政治。他们要与至今仍对欧洲大多数国家施加影响的地主贵族分庭抗礼。
在英国，仍按照1265年的皇家法令选举议会议员。在许多新成立的工业中心没有代表的情况下，议员们通过了1832年的修正法案，该法案改变了选举制度，并使工厂主阶层对立法机构有了更多的影响。然而，数百万产业工人对此强烈不满，因为他们在政府中已没有丝毫发言权。他们也开始为争取选举权而奔走呼号。他们将各项要求写进文件中，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人民宪章》。对于这个宪章的争论愈演愈烈。直到1848年革命爆发时，争论仍在继续。由于惧怕受到新的雅各宾主义和暴力的威胁，英国政府委任年已80岁的惠灵顿公爵为军队首领，并招募了志愿军。伦敦被围得水泄不通，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已作好了一切镇压的准备。
但是，由于领导无方，宪章运动被自行扼杀，也没有暴力行为发生。新生的富裕工厂主阶层渐渐把持了政府的大权，大城市的工业生活环境也继续将大面积的牧场和麦地变成凋敝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目睹了每一个欧洲城市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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