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们对民族独立的热爱太强烈了，不会就此轻易被消除。南美洲第一个对维也纳会议的反动举措奋起反抗。希腊、比利时、西班牙及其他许多欧洲大陆国家也群起效之。于是，有关独立战争的种种传闻充斥着 19世纪
“倘若维也纳会议做了这种或那种事情，而不是遵循了这样或那样的路线，那么19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截然不同了。”——说这些话于事无补。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是一群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革命，经历了几乎未曾中断的恐怖的20年战争的人们。他们聚集一堂，其目的就是给欧洲以“和平与稳定”，他们认为这是人们所希冀和必需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称的反动派。他们由衷地相信，人民大众是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而要由他们来重新规划欧洲的版图，以确保他们能取得永久的成功。然而他们失败了，这倒并非因为他们预谋作恶，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属于老派人物，仍沉湎在年轻时欢乐的时光里，而且热切地盼望回到这一幸福的时代。他们没有认识到，许多革命原理已在欧洲大陆的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这只是一种不幸，还不能说是作奸犯科。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它不仅教育了欧洲，也教育了美洲人民：人民对自己的“民族”有自主权。
目中无人的拿破仑对待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极为粗暴。但是早期的革命将领们宏扬了一种崭新的学说，“民族性并不属于政治范围，也不是什么圆脑袋和大鼻子的事，而是事关人的心灵与感情的事”他们在教法国的孩子们说法兰西民族伟大时，也鼓励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意大利人这样做。不久，这些人都相信了卢梭关于原始人具有大美大德的说法。他们开始回顾过去，发现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下埋藏着伟大种族的遗骨，而他们却自认为是这个强悍民族的孱弱后裔。
19世纪头50年是热衷发现历史的时代。各地的历史学家忙于将中世纪的宪章和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编纂出版，其结果是在每一个国家古老的大地上引发了一种新的自豪感。这种思想情感大半是对历史事件的误解产生的。但在现实政治中，事情的真实性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人民群众是否相信其真实性。在绝大多数国家，国王和臣民们都坚信其祖上的荣耀和声誉。
维也纳会议并不打算从感情出发，他们的首脑们按照六七个王朝的最大利益来瓜分欧洲的版图，把“民族激情”和其他蛊惑人心的“法国人的学说”一起列入禁书目录。或禁书名单。
但是，历史并不特别垂青维也纳会议。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民族”似乎对于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任何想要阻止这一潮流的企图就像梅特涅妄想禁止人民思考一样，是必然要失败的。
令人惊奇的是，最先爆发的地方竟是世界上非常遥远的地方——南美洲。在反对拿破仑大战期间，这块大陆上的西班牙殖民地曾经历了一段相对独立自由的时期。当西班牙国王被法国皇帝投进监狱后，他们仍效忠于身陷囹圄的国王，并拒不承认1808年由皇帝任命的皇帝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
实际上，南美洲深受革命影响的唯—一块地方是哥伦布首次航行到达的海地岛。1791年，法兰西公会出于博爱之心，心血来潮地赋予这里的黑人兄弟以白人主子所享受的一切权利。然而转眼之间他们又后悔不迭。但是，收回先前成命的尝试又导致了拿破仑的内弟勒克莱尔将军和黑人首领杜桑·卢维都尔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1801年，杜桑应邀和勒克莱尔会面，讨论和平协议。他得到了庄严承诺，绝不加害与他。杜桑相信了这些白人对手，他被押上一条船，不久便死在一所法国监狱里。但是，黑人终获独立，建立了共和国。在南美洲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为把祖国从西班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所进行的斗争中，这些黑人兄弟鼎力相助。
西蒙·玻利瓦于1783年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他曾在西班牙求学，光顾过巴黎，并目睹了当时革命政府是如何运转的，他在美国小住片刻，后返回故乡，其时家乡人民对西班牙的统治怨声载道，并开始诉诸行动。委内瑞拉于1811年宣布独立。玻利瓦当上了一名革命将领，不到两个月，起义失败了，玻利瓦逃之夭夭。
在以后的五年里，他领导着这毫无成功希望的事业。他毁家纾难，但是要是没有海地总统的援助，他最后的那次出征既不会开始也不会成功。随后，战火燃及整个南美洲。很显然，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西班牙已不可能把暴动镇压下去，于是便向神圣同盟伸手求援。
这一举动使英国大为不安。不列颠的船主们曾继荷兰之后垄断了世界海运业，他们期望着在南美洲所有宣布独立的国家中大赚一笔。他们盼望着美国会出面干涉，但是美国参议院没有这样的打算，就是在众议院中也有许多声音吵吵说不应插手西班牙的事务。
恰在此时，英国辉格党下台，托利党执政，约翰·坎宁出任外务大臣。他暗示如果美国政府对神圣同盟制止南美大陆各殖民地进行独立斗争的计划持反对意见，那么英国将会愿意以舰队鼎力支持美国政府。于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12月2日在国会的致词中宣称：“美国把同盟国向西半球扩展的任何企图看作是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且警告说：“美国政府视这样的举动是对美国不友好的具体体现。”四个星期之后，英国报纸上全文刊载“门罗主义”。这就迫使神圣同盟的各国做出表态。
梅特涅踟躇不前了，他本人倒是愿意冒险去得罪美国人，但坎宁咄咄逼人的态度和欧洲大陆动荡的局面使他谨小慎微。于是远征未能成行，而南美洲和墨西哥获得了独立。
至于欧洲大陆的骚动，它来势迅猛、气势汹汹。1820年，神圣同盟派法国部队到西班牙保卫和平。在意大利，当“烧炭党”正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而大造声势，并采取行动反抗作恶多端的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的时候，奥国部队也为此开赴意大利，充当和平的守护神。
门罗主义从俄国传来的消息也不令人鼓舞，亚历山大的去世已成为圣彼得堡爆发革命的信号。这就是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它是一场短暂的流血大动乱。其结果是大批优秀的爱国者被绞杀。因为他们要在俄国建立立宪政府，所以在亚历山大晚年，他们被反动分子恨之入骨。
然而，接下来的情况更糟糕。梅特涅在艾克斯夏佩依，在特洛波，在莱巴赫，最后在维罗那召开的一系列的会议上对他能否继续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支持进行试探。来自各列强的代表按时抵达奥地利首相经常光顾的宜人的海滨度夏胜地。他们总是答应要全力以赴消弭暴乱，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把握获胜。人民的情绪开始激愤，尤其是在法国，国王的日子很不好过。
然而首先发难的是巴尔干半岛。有史以来这里就是欧洲大陆的入侵者通往西欧的门户。骚动首先发生在摩尔达维亚——一个在3世纪时就被划出罗马帝国版图的古罗马行省。从那以后，它就成了一个像阿特兰提斯洲传说中的岛屿那样失踪的土地，那里的人民仍讲古罗马语言，并自称罗马人，把自己的国家称为罗马尼亚。1821年，一位年轻的希腊人亚历山大·易普息兰梯王子开始了反抗土耳其的斗争，他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能背靠俄国这棵大树。但是梅特涅的快速信使不久便来到了圣彼得堡，这时的沙皇已完全被奥地利的“和平与稳定”的论调所打动，拒绝伸出救援之手。易普息兰梯被迫出逃奥地利，在那里蹲了七年监狱。
同年，即1821年，在希腊也有骚乱发生。从1815年开始，一个希腊爱国者的秘密组织一直在筹划一次起义，他们突然在摩里亚半岛打出独立的旗帜，赶走了土耳其驻军。土耳其一如既往地进行报复，他们把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大主教抓了起来，他被希腊人及许多俄国人奉为教皇。他们在1821年复活节那天绞死了这位大主教和他手下的几位主教。作为报复，希腊人将摩里亚半岛首府特里波利城中所有的伊斯兰教徒全部杀光。土耳其人以袭击希俄斯岛作为反报复措施，他们对那里的二万五千名基督教徒杀伐殆尽，并把其他四万五千人作为奴隶贩到亚洲和埃及。
希腊于是向欧洲各君主国寻求帮助，而梅特涅却喋喋不休地说他们是“自作自受”。边界对那些希望营救希腊爱国者的志愿军关闭了，希腊的事业似乎难逃厄运。埃及部队应土耳其的请求在摩里亚半岛登陆，土耳其的旗帜不久又飘扬在雅典的古老堡垒——阿克罗波利斯的上空。埃及军队随后以“土耳其式”的方法平息了叛乱。梅特混幸灾乐祸地静观其变，等待着“这破坏欧洲和平的企图”成为历史遗迹的那一天的到来。
英国再次使梅特涅的计划成为泡影。英国的最大荣耀并不是它所占领的大片殖民地，也不是它的财富或者海军，而是每一个普通公民的朴素的英雄主义和独立性。英国人恪守纲常法纪，因为他知道对别人权利的尊重是区别猪狗生活与文明社会的标志。但他却不承认他人有权力干预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他认为政府所做的某事是错误的，他就站起来予以抨击，而受他批评的政府却能尊敬他，并尽全力保护他免遭宵小之徒的攻击。如今那些不肖之徒和苏格拉底时代一样常喜欢毁灭那些在胆量或智能方面略胜一筹的人。大凡一项正义的事业，无论多么不被人理解或多么的遥不可及，在坚定拥护这项事业的人们中，总能看到英国人的身影。英国平民大众和其他国家的平民百姓并无二致，他们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无暇去顾及不切实际的“胜负难料的冒险行动”，但是他们很钦佩他们卓尔不群的邻居竟放弃一切去为亚洲和非洲的那些卑贱的平民而战斗。如果这邻居以身殉道，他们就隆丧厚葬，并把他的勇猛果敢和骑士精神作为孩子们的榜样。
甚至神圣同盟的秘密警察对于这一民族个性也束手无策。拜伦——这位年轻富有的英国人所写的诗歌令全欧洲人民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1824年，他扬起风帆启程，向南方去帮助希腊人。三个月后，这位英雄长眠于最后一个希腊要塞——迈索隆吉，消息在整个欧洲不胫而走，他孤独的离世唤醒了人民的觉悟，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各种组织支持希腊人。在美国革命中享有盛誉的老人拉斐特在法国为希腊人的事业奔走呼号。巴伐利亚国王派遣了数百名官兵前往。救济金和物资涌向迈索隆吉，救济饥肠辘辘的人们。
在英国，约翰·坎宁挫败了神圣同盟在南美洲的计划以后，当上了首相。他看到了击败梅特涅的又一次天赐良机。英国和俄国的海军舰队已开到地中海。舰队是奉政府之命开来的，他们再不敢压制人民支持希腊爱国者的热情了。法国舰队的到来是因为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法国充当了伊斯兰教国土上基督徒保卫者的角色。1827年10月20日，三国舰队在纳瓦里诺湾大败土耳其舰队，将之一举摧毁。喜讯传来，万众欢腾的场面空前热烈。西欧人民和俄国人民在本国内毫无自由可言，但他们能从受压迫的希腊人为自由而战中获得些许的安慰。他们的努力没有付之东流，1829年希腊获得独立。反动的稳定政策再次难奏其效。
在这么短的篇幅中，我试图面面俱到地详述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可能是自不量力的。已有一大批优秀的著作对此详加描述。我之所以对希腊人民的独立斗争施以浓墨重彩，详加描述，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对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要“维持欧洲稳定”的反动堡垒所进行的首次成功出击。尽管压制自由的强大堡垒依然坚不可摧，梅特涅也仍在执掌大权，但他们覆亡的末日也为时不远了。
在法国，波旁王朝完全置文明战争的规则和法律于不顾，建立了一种几乎令人忍无可忍的警察统治，试图消解法国革命的成果。路易十八于1824年去世时，人民尽享所谓的“和平”已有九年之久。实践证明这样的“和平”生活比拿破仑10年战争期间更加不幸。路易十八的王位由其弟查理十世继承。
路易十八是著名的波旁王朝的一员，这个家族的成员素来不学无术，但对往事难以释怀。每当他回忆起在汉姆闻知他哥哥被砍头的噩耗的那天清晨的情景，他就时时告诫自己，一个国王如果不能见微知著，就会遭此下场。但查理却截然不同，他在20岁以前就已经欠下了五千万法郎的个人债务，他懵然无知，对任何事情转眼就忘，决意不思进取。他继承了哥哥的王位，登极伊始，就成立了一个“依靠教士，重视教士，服务教士”的政府。尽管这是惠灵顿公爵的评论，但我们仍不能据此将惠灵顿公爵称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查理治国安邦是完全无视法律和秩序这对“可信赖的朋友”的。当查理弹压敢于对他的政府批评指责的报纸，而且解散了支持新闻界的议会时，他的末日也就屈指可数了。
1830年7月27日晚，巴黎爆发了革命。同月30日，国王逃往海岸，渡海去英国。这样，一出上演了“15年的著名闹剧”鸣锣收场。孱弱无能的波旁王朝终于被从法国王位上推翻了。在当时，法国极有可能恢复共和制，然而对这一举措梅特涅是可忍孰不可忍。
局势危在旦夕。叛乱的火花已闪耀在法国边境，而且点燃了另一座民怨沸腾的火药库。新成立的荷兰王国乏善可陈。比利时和荷兰人民泾渭分明，他们的国王——奥兰治王室的威廉尽管为政勤勉，擅长料理政务，但缺乏机智和圆滑的手段使两个霄壤之别的民族和睦相处。再加上刚涌入法国的大批传教土此时又蜂拥进比利时，所以新教徒的威廉王所做的一切都被大量群情激愤的市民当作再次争取“天主教的自由”的努力而被阻遏。8月25日在布鲁塞尔爆发了反对荷兰的大规模暴动。两个月以后，比利时宣布独立，推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科堡的利奥波德为国王。这样一来，就皆大欢喜了。这两个从来就不应该合而为一的国家分道扬镳了，而且此后，他们就像正派的邻居一样和平共处了。
在那个时代，只有短短的几条铁路，消息传播很慢。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革命者胜利的捷报传到波兰时，立刻引发了一场波兰人民和沙俄统治者之间的冲突。这场持续了一年多的残酷战争最后以沙俄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样俄国人就以著名的沙俄方式“统治了维斯杜拉沿岸地区”。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承了他哥哥亚历山大的王位。他对他家族的神授王权确信不疑。在西欧寻求庇护的千万名波兰难民却亲眼目睹了“神圣同盟”的原则在神圣的俄国充其量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
在意大利也有过一段动荡骚乱的时期。玛丽·路易丝这位帕尔马的女公爵曾经是拿破仑的皇后，在滑铁卢惨败后离开了他，这时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群情激昂的群众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但是奥地利军队进驻罗马以后，一切重循旧例。梅特涅继续在哈布斯堡王朝外交大臣的普拉茨官邸悠闲度日。秘密警察又开始蠢蠢欲动，和平成为最高的主宰。18年以后，人们才开始了又一次稳操胜券的暴动，希望把欧洲从维也纳会议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法国这个革命的晴雨表又一次显出了暴动的迹象。著名的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路易·菲利普从查理十世手中接过王位。奥尔良公爵倾向于雅各宾党，对将其堂兄弟处死的决议还投了赞成票。他以“平等的菲利普”为名，在革命初期起了一定的作用。最后，当罗伯斯庇尔在全国范围内剪除“叛国分子”时，奥尔良公爵被杀。他的儿子年轻的路易·菲利普被迫从革命军队中出走，从此流离失所。他在瑞士执过教鞭，曾花几年时间去无人知晓的美国“大西部”探险。拿破仑垮台后，他返回巴黎。他比他那些波旁王朝的堂兄弟们聪慧睿智得多。他天生质朴，腋下夹着一把红布雨伞在公园里散步，身后尾随着一大帮孩子，活脱脱一位慈祥的父亲。然而法国对国王已厌烦透顶，可路易对此却毫不知晓。直到1848年2月24日的早上，人群冲入杜伊勒里宫，把他扫地出门，并宣布成立共和国。
消息传到了维也纳，梅特涅对此心不在焉，认为这不过是1793年历史的重演，无非是同盟国部队被迫开进巴黎，以结束这场不合时宜的民主闹剧。可是两周后，他自己的国家奥地利首都也爆发了公开的暴动。梅特涅从王宫后门逃脱，躲过了暴民，斐迪南皇帝被迫为臣民们颁布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所包含的许多革命精神正是那位首相在过去的33年中所尽力封杀压制的。
这次事件震惊了全欧洲。匈牙利宣布独立，并在路易·科苏特领导下同哈布斯堡王朝进行了一年多实力悬殊的战争。最终被翻越喀尔巴阡山脉的沙皇尼古拉的部队压制了下去。匈牙利的君主制卷土重来。接下来，哈布斯堡王朝设立了特别军事法庭，绞死了一大批他们在公开的战斗中无法击败的匈牙利爱国者。
至于意大利，它的西西里岛宣布脱离那不勒斯而独立，并逐走了波旁王朝的国王。在教皇国里，首相罗西被谋杀，教皇被迫出逃。翌年，他率领法军重返故土，这支军队在罗马一直驻扎到1870年，确保教皇陛下不受百姓的滋扰。后来，它们奉召回国抗击普鲁士的侵略，罗马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在北方，米兰和威尼斯造反起义，反抗其宗主国奥地利，撒丁岛的艾伯特国王也从旁支持。但是，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在老拉德茨基指挥下开进波河河谷，在库斯托扎和诺瓦拉附近大败撒丁岛人，迫使艾伯特逊位于他的儿子——即几年后统一意大利的第一代国王维拉托·伊曼纽尔。
德国在动荡不安的1848年发生了要求实现政治上统一和建立代议制政府的全国性大示威。在巴伐利亚，国王把大量时间和金钱花在一个冒充是西班牙舞蹈家的爱尔兰女人身上。满腔怒火的大学生们把他赶下了台。在普鲁士，国王被迫站在那些在巷战中死去的人们的棺材前脱帽致哀，并允诺成立立宪政府。1849年3月，由来自全国各地550名代表组成的德国议会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提议让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成为统一的德意志皇帝。
然而就在此时，历史的潮流有所转向，能力不足的费迪南让位给侄儿弗朗西斯·约瑟夫。受过良好训练的奥地利军队仍然对他们的军阀忠心耿耿。刽子手全力工作。哈布斯堡王室一向有奇怪的梁上君子的天性，现在又一次站稳脚跟，并且很快加强了他作为东西欧霸主的地位。他游刃有余地玩弄着政治谋略，利用其他日耳曼王国的嫉妒心理，阻止普鲁士国王升任帝国皇帝。他们在失败中所经历的千难万险使他们懂得了忍耐的价值，并且懂得了怎样等待。他们正伺机而动。那些毫无实际政治经验的自由党人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并且为自己美妙的演说所陶醉。正在这时，奥地利人悄悄地韬光养晦，解散了法兰克福议会，重新建立了过去难以实现的旧日耳曼联盟，这也曾是维也纳会议希望在这个轻信的世界里所建立的联盟。
但是在出席那次奇特会议的坐而论道的激进分子中，有一位叫余俾斯麦的普鲁士乡绅。他耳聪目明，对那些巧言令色的演说嗤之以鼻，他知道，夸夸其谈则一无所获。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真诚地热爱着祖国。他曾在旧式的外交学校接受过训练，他欺诈对手的本领就和在散步。喝酒及骑马方面一样都技高一筹。
俾斯麦深信小国的松散联盟只有成为强大的统一国家，才能在反抗其他欧洲诸强中勉撑局面。由于深受封建忠君思想的教育，他认为主宰这一新国家的应该是他全力效忠的霍亨索伦王朝，而不是哈布斯堡王朝。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必须首先消除奥地利的影响，并已着手为这一痛苦的外科手术的实施做必要的准备。
此时，意大利已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摆脱了它恨之入骨的奥地利主人。意大利的统一是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三人的杰作。三人之中，戴着钢丝边近视眼镜的市政工程师加富尔谨小慎微地掌握着政治方向。马志尼曾为了躲避奥地利警察而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东逃西窜，此时他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加里波第和他那群身著红上衣的粗犷的骑士们则一起激发群众的热情。
马志尼和加里波第都相信共和制政府，而加富尔却是个君主制的追随者。马志尼和加里波第认为加富尔在实际管理国家事物方面确有雄才大略，所以就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放弃了他们能给所热爱的祖国带来更大益处的理想。
加富尔对撒丁王室的感情与俾斯麦对霍亨索伦王室的忠心简直是如出一辙。他细致入微，机关算尽，开始诱骗撒丁国王担负起统治整个意大利的责任。欧洲其他地区动荡的政治局势有助于他实现自己的计划。其中意大利可信任的老邻邦法国对其独立效力最大。
在那个动荡的国家里，1852年11月，共和国中道崩溃，但这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荷兰前国王路易·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三世，那位伟大叔叔的小侄子，重新建立帝国，并且按照“上帝的旨意和人民的意愿”自封为皇帝。
这位年轻人是在德国受的教育。他的法语掺杂着日耳曼的刺耳喉音。他千方百计利用拿破仑家族的传统为他自身利益服务。但他树敌太多，对于能否戴上已经准备好的皇冠，深感心里没底。他博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青睐，但这并不困难，因为这位好心的女王并不特别的聪颖睿智，并且喜听阿谀逢迎之言。至于欧洲其他君主，则对这位法国皇帝采取了令人尴尬的傲慢态度。他们夜不能寐，想着怎样用新的方法来表现对这位蹿红的“好兄弟”的深深鄙视。
拿破仑不得不寻找一项办法——或令人爱戴或令人生畏，来消除这种敌对的局面。他深知，“荣耀”一词在他的百姓中仍然具有吸引力。既然为了王位他不得不孤注一掷，于是他决定要下大赌注。他利用俄国对土耳其的一次攻击作为挑起克里米亚战争的借口，在这场战争中，英、法联合起来站在苏丹一边反对沙皇。这是一场糜费资财、得不偿失的冒险，令法国、英国和俄国颜面大失。
但是，克里米西战争总算百害有一利，它使得撒丁有机会自愿站在胜利者一方。当宣布和平来临时，加富尔就乘机要求英国和法国双方向他们表示谢意。
这位聪慧的意大利人凭借国际局势使撒丁成为公认的欧洲重要的列强之一。1859年6月，他又挑起了一场撒丁和奥地利的战争。为了换取拿破仑的支持，他用萨伏依的几个省和原属意大利的尼斯市相交换。法意联军在马詹塔和索尔费里诺大败奥地利人。几个原属奥地利的省份和公爵领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佛罗伦萨至此成为新意大利的首都。直到1870年法国为了防止德国入侵，召回其驻守在罗马的部队。法国部队刚一撤走，意大利军队就进驻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撒丁王朝便住进了旧奎里那宫——这是古代教皇在君士坦丁大帝浴室的废墟上建立的。
然而此时教皇已越过台伯河躲进了梵蒂冈森严的高墙后。他的不少前任自1377年从阿维尼翁流放地返回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教皇对这种蛮横掠夺其领土的行为高声抗议，并且向那些对他的损失大为同情的忠实天主教徒发出呼吁书。可惜，此类人数量太少，而且还在逐步减少。不过教皇一旦从国家的俗务杂事中解脱出来后，就能倾其全部精力从事精俾方面的工作。教皇超然于欧洲政客们鸡零狗碎的争辩之外，他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这证明对于教会是很有好处的，可以使之成为一股推动社会和宗教进步的国际势力，他们能够比绝大多数新教教派更加理智地去看待现代经济问题。
就这样，维也纳会议在解决意大利问题时打算把这个半岛国家合并为奥地利的一个省份的企图最终破产。
然而，德国的问题仍悬而未决，而且看来它是最困难的问题。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大批朝气蓬勃、思想活跃的德国人流亡海外。这些年轻人到了美国、巴西或是到亚洲和美洲的新殖民地，他们在德国的事业由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德国人接替。
在法兰克福召开的新议会上，由于德国议会垮台而自由党人又未能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来，奥托·冯·俾斯麦就代表了普鲁士王国出席会议。他现在已赢得了普鲁士国王的绝对信任，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对普鲁士议会或人民大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在亲眼目睹了自由党人惨败后，他懂得要除掉奥地利只能诉诸武力。于是，他开始加强普鲁士军队的实力。德国联邦的州议会被他那飞扬跋扈的作法所激怒，拒绝为他提供必需的给养。俾斯麦甚至懒得与之争论。他继续一意孤行，利用普鲁士的皮尔斯王室和国王交由他支配的资金穷兵黩武。接着，他伺机寻求民族冲突，以此在全体德国人民中掀起爱国主义的浪潮。
在德国北部，施勒斯维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从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战乱策源地。在这两个领地上居住着一些丹麦人和德国人。尽管他们都由丹麦国王管辖着，但却不是丹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引来了麻烦不断。天知道，我绝不是要重新提出这久被遗忘的问题，现在看来这一问题已被最近的凡尔赛和约解决。当时在荷尔斯泰因的德国人对丹麦人痛加指责，在施勒斯维格的丹麦人则煞费苦心地维护丹麦的传统。欧洲各国对此议论纷纷。但是德国的男声合唱队和体操协会正在洗耳恭听有关“失去的兄弟”的动情的演说。当诸公还正在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普鲁士却已经动员军队去“收复失地”了。作为日耳曼联盟合法首领的奥地利是决不允许普鲁士在这样重大问题上自行其是的。哈布斯堡的军队也被动员起来了。两国联军越过了丹麦边界。尽管遭到了丹麦方面的殊死抵抗，他们还是攻克了这两个公国。丹麦向欧洲各国请求增援，但是欧洲正忙于其他事务，不敢旁骛，可怜的丹麦人只能听天由命。
随后，俾斯麦又为他的帝国策划准备了第二次行动。他以分赃不均为借口挑起了与奥地利的事端。哈布斯堡王室落入了圈套。由俾斯麦及一批对他忠心耿耿的将领们组建的普鲁士新军入侵波希米亚。不到六个星期，在柯尼格拉茨和萨多瓦，奥地利的残兵败将就悉数被歼。通向维也纳的大道通畅，然而俾斯麦并不打算得寸进尺。他知道他在欧洲要有几个朋友。他对战败的哈布斯堡王朝提出了非常优厚的和平条件，只要他们交出对日耳曼联盟的领导权即可。但是他对站在奥地利一方的许多德意志小邦就不那么仁慈了，他把它们统统并入普鲁士。大部分北方的小邦于是成立了一个新组织，这就是所谓的“北德意志联邦”。胜利的普鲁士便成了德国人民非正式的统治者。
欧洲对如此迅猛的鲸吞瞠目结舌。英国对此不理不睬，法国于心不甘。但拿破仑对法国人民的控制已是江河日下。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而又一无所获。
第二次冒险发生于1863年，法国军队试图迫使墨西哥人民对一位名叫马克西米利安的奥地利大公俯首称臣。随着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稳操胜券，法国的这次冒险以惨败而结束。因为华盛顿政府迫使法国撤走他们的军队，这给了墨西哥人民一个整肃异己的机会，并枪决了不受欢迎的皇帝。
我们有必要给拿破仑的皇冠再涂上一层荣耀的光环。几年之内，北德意志联邦就会成为法国的劲敌。拿破仑决定对德国开战能使其王朝大获裨益。他正寻机发难，而连年遭受革命动乱的西班牙给了他一个口实。
正值此时，西班牙王位虚位以待。这本应由信仰天主教的霍亨索伦王室继承，但法国政府坚决反对，于是霍亨索伦王室知趣地拒绝接受王位。此时的拿破仑已面露病色，并且深受他漂亮的夫人欧仁妮·德·蒙蒂约的影响。这位夫人的父亲是位西班牙绅士，其爷爷威廉·基尔克帕特里克是一位常驻盛产葡萄的马拉加的美国领事。欧仁妮尽管才干不让须眉，但和当时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其宗教顾问言听计从，而这些可敬的先生们对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国王并无好感。“胆子要大”是皇后对她丈夫的劝告。然而她省略了这著名的普鲁士谚语的后半句。这句告诫英雄的谚语是“胆子要大，但是不要蛮干”。拿破仑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力毫不怀疑。他致函普鲁士国王，要求国王向他作出保证：决不允许霍亨索伦王室的其他人戴上西班牙的皇冠。由于霍亨索伦已坚辞王位不就，这样的要求就纯属多余。俾斯麦也这样通知了法国政府。但拿破仑仍心怀不满。
那是1870年的一天，国王威廉正在埃姆河里游泳。国王在那里会见了法国大臣。后者想与他重新讨论西班牙问题。国王愉快地回答说，天气晴好，西班牙问题已经解决，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个会见的情况被例行公事地用电报汇报给处理所有外交事务的俾斯麦。为了普鲁士和法国的利益，俾斯麦修改了这则电讯。为此许多人谩骂他。俾斯麦却辩白说，修改官方新闻是所有文明政府古已有之的特权之一。在这则“改写的”电讯发表后，柏林善良的人们感到他们那鹤发童颜、年高德劭的老国王受到了那位五短身材而傲慢无礼的法国人的耍弄。而巴黎的善良民众闻讯后也同样义愤填膺。因为他们彬彬有礼的大使被普鲁士皇家走狗扫地出门。
为此，双方兵戎相见。不出两个月，拿破仑和他的大部分部队都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第二帝国覆亡了。第三共和国正准备保卫巴黎反抗德国侵略者。巴黎坚守了五个多月。在这座城市投诚的前十天，在附近的凡尔赛王宫里，普鲁士国王当众宣布自立为德国皇帝。枪炮的呼啸声告诉饥饿的巴黎人民：一位新德国皇帝已取代了古老无害的条顿公国和小国的联盟。
德国问题终于就这样匆匆解决了。到1871年底，即在值得纪念的维也纳会议56周年以后，这次会议的成果就完全被毁弃了。梅特涅、亚历山大和塔莱朗本打算给欧洲人民带来长久的安宁，然而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导致了连年的战乱与革命，在18世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至今尚未结束的偏激的民族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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