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试图使人们相信，由于禁锢一切新思想，世界已进入安定和平的时代。他们把自己的祖国变为一个警察国家。很快，各国监狱中关押的全是要求按照民意实行自治的人们
要消弭风云人物拿破仑横扫欧洲所造成的灾害谈何容易。多年的藩篱一扫而光。历经40个朝代的宫殿严重被毁，以致个个无法居住。其他王府豪宅则拼命扩大地盘，殃及不幸的邻居。革命的潮流虽已退却，但残留下各种奇思怪想，要想将其连根铲除势必危及整个社会。但国会的政治工程师们却不遗余力，这也就是他们所取得的成绩。
多年来法国搅得世界不得安宁，致使人们对其怀有本能的畏惧。波旁王室尽管通过塔莱朗之口允诺今后一定要多行善事，但是“百日政变”使欧洲汲取了教训，不知道如果拿破仑再次逃亡将会发生什么事。因此，荷兰共和国改为王国，比利时也成为荷兰新王国所管辖的一部分。不论是信新教的北方，还是信天主教的南方，没有人同意这种联合，但无人发表意见。这种局面似乎对欧洲和平有益，这就是当时主要的考虑。
波兰曾满怀希望，因为一个名叫亚当·查多依斯基的波兰王子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密友之一，并且在战争期间和维也纳会议期间一直为沙皇出谋划策，充当高参。但是，波兰却被划为由亚历山大兼任国王的俄属半独立国家。这个解决方案人人不满，个个激愤，从而引发了三次革命。
丹麦是拿破仑肝胆相照的盟友，并且始终不曾动摇，因而被严惩不贷。七年前，一支英国舰队开入卡特加特海峡，事先没有宣战，也没有警告，就炮轰哥本哈根并将丹麦舰队劫走，以免落入拿破仑的手中。维也纳会议又得寸进尺，将挪威与丹麦一分为二，并把挪威交给瑞典国王查尔斯十四世，作为他背叛拿破仑的奖赏，因为当初他是在拿破仑的卵翼下登上王位。令人不可琢磨的是，这位瑞典国王原本是一位名叫贝纳道特的法国将军，以拿破仑副官的身份被派到瑞典，此时恰值霍伦斯坦——戈托普王室的最后一位君主驾崩，身后没有留下子嗣，就请他登极即位。从1815年到1844年，他将这个继承来的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从未学会该国的语言）。他才华横溢，深受瑞典臣民和挪威臣民的拥护。但他未能将这两个在性格和历史上南辕北辙的国家捏合在一起。用融合为一的办法来治理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从未能奏效。1905年，挪威采取了极为和平的手段和有条不紊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国家，瑞典人反而祝愿它“尽快前进”，明智地让它自我发展。
自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屡遭入侵，故也对波拿巴将军寄予厚望。然而这位拿破仑皇帝使他们灰心沮丧。他不但没有按照人们的愿望将意大利统一，反而将他们划分成若干小公国、公爵领地、共和国以及教皇国，后者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是管理最混乱、民生最凋敝的地区。维也纳会议解散了几个拿破仑时期的共和国，赏给哈布斯堡王朝几个值得受封的男女成员。
灾难深重的西班牙人民曾发动过反抗拿破仑的伟大民族起义，也曾为本国国君牺牲了优秀的儿女，但当维也纳会议决定让国王陛下荣归故里时，他们反而被推进悲惨的境地中。这个叫做斐迪南七世的邪恶的家伙在拿破仑的大狱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四年。他靠为心爱的守护神座像编织衣服的办法来打发时光。以重新恢复宗教法庭和酷刑室的方式来庆祝自己衣锦还乡。他是个讨人厌的家伙，不但他的百姓，就连他的四个妻子也对他不屑一顾。但神圣同盟却维护他的合法王位不受侵扰，致使那些正直的西班牙人为清除这个万恶之源和使西班牙成为君主立宪国家所作的各种努力均以流血和死刑而宣告结束。
自从1807年王室成员逃往巴西的葡属殖民地以来，葡萄牙的王位就一直空缺。在半岛战争期间（1808年至1814年），该国被当作惠灵顿军队的物资供应地。1815年后一直是英国的一个行省，直到布拉冈扎王室重登王位为止。一名王室成员被留在里约热内卢当了皇帝，这个美洲唯一的帝国维持了若干年，直到1889年共和国成立才告解体。
在东欧，仍是苏丹国臣民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悲惨境遇依然没有改善。 1804年，有一个叫黑乔治的塞尔维亚养猪人率先起义反抗土耳其人，但为敌军所败，后被一个叫米洛歇·奥布伦诺维奇的塞尔维亚人杀害。此人名为黑乔治的盟友，实则为反对派的首领。从此，土耳其继续保持其在巴尔干地区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
希腊人两千多年前就丧失了独立地位，先后成为马其顿人、罗马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的属民，此时，他们热切盼望自己的同胞科孚人卡波·德·依斯特里亚和一个亚历山大的莫逆之交查多依斯基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但是，维也纳会议对希腊人漠然视之，感兴趣的却是所有“合法的”君主——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如何保住他们各自的王位。因此，希腊依旧一成不变。
维也纳会议犯下的最后一个错误，可能也是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不仅使该国的兴旺发达化为乌有，而且也将其变为一堆无望的政治垃圾，它由两个君主国、几个大公管辖下的公国、众多公爵领地和 几百个侯爵领地、侯国、男爵领地、诸侯领地、自由城市和自由乡村组成，由一些曾在喜剧舞台上见过的性情怪谲的各色当权者统治。弗雷德里克大帝创建的强大的普鲁士改变了这种情况，但在他死后不久就土崩瓦解了。
拿破仑否定了这些小国中的大多数要求独立的请求，但在为数300多个国家中只有52个挣扎着存活到1806年。在伟大的独立斗争的岁月里，许多年轻的士兵曾梦想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统一的国家。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统一，而这位领导者是谁呢？
在讲德语的地区中，有五个王国，其中两个王国——奥地利与普鲁士统治者的权力是“君权神授”的，其余三个，即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维腾堡的统治者为拿破仑所封，由于他们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其他德国人对他们爱国热情深表怀疑。
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新的日耳曼联邦，即由38个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由原来的奥地利国王即现在的奥地利皇帝来领导。这是一种令所有人不满的临时安排。的确，在古老的加冕地法兰克福召开了一次日耳曼议会会议，讨论有关“共同政策及其重要性”问题。但是在这届议会中，38名代表各自代表38个小国的利益，并且因为有除非一致同意就不能作出决定这一规则，这个闻名遐迩的日耳曼同盟很快就成为欧洲的笑料。这个古老帝国的治国之术开始模仿我们中美洲的邻国在上个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实行的那套办法。
这对于那些为民族理想而牺牲一切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侮辱。但维也纳会议对这种“国民”的个人感情漠不关心，并不再争论。
有人反对吗？当然有啦。一旦最初仇恨拿破仑的感情平息下来；一旦大战的热情锐减下来；一旦人们对以“和平与稳定”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有了彻底了解，他们马上开始暗地抱怨，甚至以公开暴动相威胁。然而，他们又能干什么呢？他们没有权力，在世上史无前例的、最残酷、最有效率的警察体制控制之下，他们只能任人蹂躏。
参加维也纳会议的成员们真诚地坚信“是革命的理想导致了前皇帝拿破仑犯下了谋权篡位的罪行”。他们认为他们是为了响应民众的召唤而消灭那些所谓“法国思想”的忠实信徒的，就像菲利普二世烧死新教徒或绞杀摩尔人是仅凭良心而为的那样。16世纪初，教皇可以按自己恰当的方式统治自己的属民，谁不相信这一神圣的权利，谁就是“异教徒”，所有的忠实信徒都有责任将他杀掉。19世纪初，在欧洲大陆上，一个国王或首相可以随心所欲的统治百姓，任何一个不相信这种神圣权利的人就是一个“异端分子”，所有忠诚的市民都有责任向附近的警察告发，勿使他逃脱惩罚。
但是，1815年的统治者们却从拿破仑的经验中学到如何提高效率，这使得他们在处理事务时要比1517年出色得多。1815年至1860年是政治间谍大显身手的主要时代。从王宫到最低级的酒店，间谍们无孔不入。他们从内阁密室的钥匙孔向内窥探，偷听那些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坐在市政公园长凳上的人们的谈话。他们严格把守边境，不放过任何一个没有正式签证护照的人。所有的包裹都要经过他们仔细检查，传播危险的“法国思想”的书籍决不允许被带入他们皇家主人的领地。他们坐在大学礼堂里和学生们一起听课,教授只要稍微表示对现状不满，他就会大祸临头。他们对男孩、女孩尾随盯梢，惟恐他们逃学。
这些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神职人员的鼎立协助下完成的。教会在革命期间损失惨重。财产被没收，几名神甫被杀。所以，当公安委员会于1793年10月宣布取消为上帝作礼拜时，曾研习过伏尔泰、卢梭及其他法国哲学家的教义问答集的那一代人竟围绕着“理性的祭坛”欢快起舞。神甫们与“逃亡人群”一起长期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如今，他们跟随联军回归故里，并全身心地开始了工作。
1814年，甚至连耶稣会会士们也卷土重来，并且恢复了他们先前化育年轻人的工作，他们在与教会的敌人作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大主教管辖区”，向当地人宏扬基督教教义，但是它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正式的贸易公司，并且对行政当局品头论足、说三道四。在伟大的改革家葡萄牙首相庞博尔侯爵执政时期，耶稣会会士们曾被赶出葡萄牙土地，1773年，在大多数欧洲天主教国家的压力下，教皇克雷芒十四世禁止该法令的实行。现在，他们重操旧业，对孩子们宣传“服从”的信条和“热爱合法王朝”的意义，以防玛丽·安东奈特被押上断头台处死时孩子们笑出声来。
但在像普鲁士这样的新教国家里，局势未见有多大起色。1812年红极一时的爱国领袖们，以及曾叫嚣过对篡位者发动一场神圣战争的文人骚客，现在全被冠以危险的“煽动人心”的罪名。他们的房子被搜查，信件被拆封，且每过一段时间要向警察局报告自己的近况。普鲁士教官将满腹怨恨迁怒于年轻一代。当一伙学生沸沸扬扬但又无碍大局地在古老的瓦特堡纪念宗教改革三百周年时，普鲁士官僚认为这是一场近在眼前的革命。有一个神学大学生，本分老实，头脑却不够灵活。他将一名在德国搜集情报的俄国政府间谍杀死。警察立即将各大学严密监视起来。教授们未经任何形式的审讯就被关进监狱或解除教职。
当然，在这场反革命活动中，俄国表现的更为荒唐可笑。亚历山大已从他突如其来的虔诚迷狂中清醒过来，又逐渐转为抑郁症。他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也明白自己在维也纳被梅特涅和那个克吕德纳女人耍弄了。于是他逐渐与西方拉开了距离，而开始成为一个地道的俄国君主，并把他的兴趣专注于那个曾经是斯拉夫表率的古老圣城——君士坦丁堡。他年岁越高，越是宵衣旰食地工作，但成效不大。当他坐在书房里时，整个俄国已被他的大臣变为一座兵营。
这绝不是一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或许我应该早点结束对这场巨大的反动力量的描述。但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些情况，你也应该有个透彻的了解。这已不是第一次企图使历史车轮倒转了，但结果总是难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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