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刚被押上圣赫勒拿岛，那些经常败在这个可恨的“科西嘉人”手里的头头脑脑就在维也纳聚首，力图废除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多项变革
各国的王公重臣、高官显贵，特命全权大臣带着一般的大使及他们成群的秘书、仆从和门客这时又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的工作日程曾因可怕的科西嘉人的突然返回而被粗暴地打乱。为了庆祝胜利，照例举行了宴会、花园晚会、舞会，在舞会上跳起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式的“华尔兹舞”，激起了那些念念不忘旧制度的小步舞的绅士和夫人们的愤慨。
几乎整整一代人的工夫，他们深居简出，总算熬过了危机。他们喋喋不休地诉说着遭受的苦难，对那些胆敢杀害他们的神权帝王、剪除假发、用巴黎贫民窟的破马裤取代凡尔赛宫廷短裤的可恨的雅各宾党人却羞于挂齿，但他们要求偿还在雅各宾党人手中损失的每一个铜板。
你也许会感到可笑，我为什么会提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但是你知道，维也纳会议讨论的就是一大堆这样荒唐可笑的事儿。有关“长裤与短裤”的问题讨论了几个月，代表们对此类问题甚至比对解决撒克逊或是西班牙的问题更感兴趣。普鲁士国王陛下甚至特意订做一条短裤以示他对一切革命事物的鄙视。
另一位德国统治者，在对革命所表现出的贵族的憎恨方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颁布法令：凡他的黎民在那个科西嘉魔王统治时期上缴给法国篡位者的所有赋税，必须重新交纳给当时在远方仍深爱着他们的合法统治者，等等。这样的荒唐事儿层出不穷，直到有人连呼带险地高喊：“看在老天的份上，老百姓们为什么不反抗呢？”确实，为什么不反抗呢？因为他们已经精力耗尽，绝望之极。只要和平降临，他们根本不关心以后发生什么事儿，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统治他们。对于战争、革命、改革，他们已深表痛恨和厌倦。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他们都曾围绕着自由之树翩翩起舞。王公们拥抱他们的厨师，公爵夫人和仆侍们随着卡曼纽拉歌的节奏载歌载舞。他们衷心的相信平等、博爱的清平世界终于降临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代替清平世界出现的，却是革命委员的光临，还带着十几个肮脏的士兵在他们的客厅里住宿休息。当革命委员回到巴黎，向他的政府报告“被解放的国家”接受宪法的巨大热情时，还偷走了刻有家族徽章的金银餐具
当他们听说有一个叫波拿巴或布拿巴的年轻军官把枪口调向暴民，在巴黎镇压了革命引起的最后一次动乱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牺牲一点“自由、平等、博爱”看来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但过不多久，这个叫波拿巴或布拿巴的青年军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的三个执政官之一，摇身一变又成了唯一的执政官，最后又成了皇帝。由于他比以往的统治者更精明能干，因而对他可怜的臣民的压迫也更甚更重，铁石心肠，毫不留情。他将他们的儿子抓了壮丁，将他们的女儿强嫁给他的将军，将他们的古玩字画中饱私囊。他将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兵营，屠戮了几乎整整一代人。
如今，波拿巴黄鹤已去。老百姓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平安度日。有一阵子，他们曾被允许自治，选举市长、市参议员及法官。这种制度遭到惨败，新的统治者初出茅庐，言行放荡。出于绝望，人们便求助旧制度的代表人物。他们说：“你仍像过去那样来统治我们吧。告诉我们还欠你多少税，只要不再对我们横加干预就行。我们正为修复自由时期的创伤忙得不可开交。”
这次著名会议的暗中操纵者当然尽力满足他们休养生息的愿望。维也纳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神圣同盟”，它使警察成为国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将那些胆敢对官方作为稍加指责的人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欧洲拥有了和平，但却是阴森森的坟墓般的和平。
维也纳会议的三位至关重要的人物是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代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梅特涅和奥顿的前主教塔莱朗。后者完全凭他的狡猾和小聪明在波橘云诡的法国政坛上站稳了脚跟，他这时前往奥地利首都，尽其所能挽救历经拿破仑摧残的法国。他就像打油诗中所描绘的乐呵呵的小伙子一样，根本不理会人们对他的轻视和怠慢。这位不请自到的客人来到宴会上就狂吃痛饮，似乎他真是受到邀请似的。的确，不久他便坐在餐桌的主席上，用他有趣的故事逗大伙儿开心，以他优雅的风度博得了大家的好感。
在塔莱朗到达维也纳的前一天，他就了解到盟国已分为两大敌对阵营。一边是想要占领波兰的俄国和想要吞并萨克森的普鲁士；另一边是企图制止这一扩张行为的奥地利和英国。因为无论是普鲁士或俄国，一旦雄霸欧洲都将于他们的利益有损。他玩弄翻云覆雨之术，使双方剑拔弩张。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使法国人民免遭欧洲在帝国官僚手下所经受的十年压迫。他争辩说，法国人民在这件事上无法选择，拿破仑强迫他们奉旨行事。而现今拿破仑已遭囚禁，路易十八登极即位。“给他一次机会吧”，塔莱朗恳求说。盟国也愿意看到一个合法的君王执掌革命国家的大权，于是就痛快地让步了。波旁王朝获得了这次机会，他们擅权滥用，以至于在15年后又被逐下宝座。
维也纳三巨头的另一位人物是奥地利首都梅特涅，他是哈布斯堡王朝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他的全名是文策尔·洛塔尔，梅特涅一温内堡亲王，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大庄园主，一位风度潇洒的英俊绅士，腰缠万贯，精明强干。可惜他的生活与辛勤劳动的大众相隔遥远。当法国革命爆发时，梅特涅是个正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的青年。斯特拉斯堡是《马赛曲》的诞生地，这时成为雅各宾党人的活动中心。他依稀记得，他快乐的社交生活被不幸打断。一批能力有限的公民突然被召去做他们不适合做的工作。暴民们滥杀无辜，以庆贺新自由的到来。妇女和儿童们箪食壶浆，送给国民议会那破衣烂衫的军队，遥望他们大踏步穿过市区，奔赴前线去为法兰西祖国光荣捐躯。可惜，梅特涅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真挚热忱以及此时他们眼中闪烁的希望之光。
这一切都使这个年轻的奥地利人深恶痛绝，认为是不文明的举动。如果要冲锋陷阵，也应该由身穿漂亮军服的斗志昂扬的青年，骑着高头大马驰骋疆场。但是将全国变成一个散发着恶臭的军营，使流落街头的游民一夜之间就被提升为将军，这既愚蠢又歹毒。奥地利大公多得无以计数，在其中一位举行的小型晚餐会上，梅特涅对出席的法国外交官说：“看你们那些奇思妙想会有什么结果吧。你们要自由、博爱、平等，却得到了个拿破仑。如果你们安于现状，该有多好啊！”他便会阐述他的“稳定的”社会制度，极力主张恢复战前清平世界的正常状态，那时人人兴高采烈，无人谈论什么“人人生来平等”那一类废话。他发自内心地坚持以上观点，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具有顽强意志和巨大说服力的铁血人物，因而他是法国革命思想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他一直活到1859年，这使他目睹了他的政策的彻底失败——1848年的革命将他的政策全部废除。然后，他发现自己已成为欧洲最招人恨的人，并且不止一次有被愤怒的群众处以死刑的危险。但是直到末日来临，他依然坚信他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一直认为人民宁要和平而不要自由，他想方设法给予他们最好的东西。若持论公允，应该说他建立世界和平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各个大国之间有将近40年没有相互挞伐了。直到1854年才爆发了俄国与英、法、土、意的克里米亚战争。这在欧洲大陆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华尔兹式会议的第三位巨擘是亚历山大皇帝。他是在他的祖母——著名的凯瑟琳女皇的宫中长大成人的。他接受到两种教育。一种来自于这位精明的老太婆，她教导他要把俄国的荣誉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另一种来自于他的私人教师，这是一个对伏尔泰和卢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瑞士人，却给他灌输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因而这个孩子长大后便成为一个自私的暴君和悲天悯人的革命者的畸形混合体。在他那疯癫的父亲保罗一世健在时，他曾饱受屈辱。他不得不亲眼目睹拿破仑战场上的血流漂杵、尸横遍野。后来风水倒转，他的军队为盟国赢来了胜利的那一天。俄国成了欧洲的救星。这个赫赫生威的民族的沙皇被奉为能替世人消灾攘祸的活神仙。
但是亚历山大并不聪明过人。他不像塔莱朗和梅特涅那样人情练达。他也不会玩弄纵横捭阖的外交游戏。他爱慕虚荣，喜欢听大众的叫好声。不久，他便成为维也纳会议上的“焦点人物”。此时，梅特涅、塔莱朗和卡斯尔雷围桌而坐，喝着托考伊酒，决定应该做哪些事儿。他们需要俄罗斯，因而对亚历山大以礼相待。不过，他个人对会议的实际工作参与越少，他们就越高兴。他们甚至鼓励他提出“神圣同盟”的计划，以便使他为这一计划忙得焦头烂额，使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从事手头的工作。
亚历山大喜好交际，经常光顾宴会，广交各色人等。在这种场合，他高高兴兴，欢天喜地。但在他的性格中也有完全不同的一面，他设法忘记某些使他难以释怀的东西。1801年3月23日晚，他坐在彼得堡圣迈克尔宫的一间屋子里等待其父退位的消息。但是保罗拒绝在那些喝得烂醉的官员放在他桌上的文件上签名。于是，他们怒从心起，用一条围巾勒住他的脖子，使其窒息而亡。接着便下楼告知亚历山大，他已成为俄国的皇帝了。
这个可怕的夜晚一直萦绕在这位生性敏感的沙皇的记忆深处。他接受了伟大的法国哲学家的教育熏陶。他们不相信上帝，崇洋人类的理性。但是，仅有理性又无法满足身陷绝境的沙皇。他开始幻听幻觉，试图找到一个能够使自己的良心协调宁静的方法。他变得虔敬忠顺，开始醉心于神秘主义，对于与底比斯和巴比伦一样古老的未知的神秘世界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热爱与向往。
大革命时代大喜大悲的情感体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影响着那个时代人们的性格。在焦虑和恐惧中生活了20年的男男女女，已有些神经兮兮的了。只要门铃一响，他们就会惊吓得跳起来，因为这或许意味着他们的独生子“光荣牺牲”的噩耗。那些诸如“兄弟般的友爱”、“自由”等革命词语，在悲痛欲绝的农民听来，全是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他们抓住任何能使他们脱离苦海的东西，在悲愤交加的情况下，他们极易被一大群骗子耍弄，这些骗子假冒先知，从《启示录》中挖掘出一些晦涩深奥的章节当作新奇的教义进行布道。
亚历山大曾请教过许多江潮方士。1814年，他听说一个新的女巫正在预言世界末日的到来，劝戒人们要尽早忏悔。此人是冯·克吕德纳男爵夫人，一个年龄和声誉都难以确定的俄国女人。她是沙皇保罗时代一个俄国外交家的妻子，她大肆挥霍丈夫的钱财，其风流韵事使丈夫颜面大失。她的生活放荡无羁，直至精神崩溃，曾一度精神失常。然后，她由于见到一个朋友的猝死而皈依了宗教，从此摈弃了俗世的欢乐。她向她的鞋匠——一个摩拉维亚教派的信徒忏悔她过去的罪孽。那个鞋匠是因异端邪说而被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于1415年处以火刑的宗教改革的先行者约翰·胡斯的门徒。
在随后的十年中，男爵夫人在德国为各王公贵族的“皈依”奔走呼号。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让欧洲的救世主亚历山大相信他自己所犯的错误。至于亚历山大，这时正饱受痛苦的煎熬，极愿聆听能给他带来一丝希望的人的逆耳忠言，便愿意安排与男爵夫人会见。1815年6月14日傍晚，她被带入沙皇的御帐。她发现他正在读《圣经》。 不知道她对亚历山大说了些什么，但当她在三小时后离开时，只见他以泪洗面，发誓说“他的灵魂终于得到安宁”。从那天起，男爵夫人便陪伴其左右，充当精神导师。她跟随他去巴黎，到维也纳。除了参加舞会外，他把时间都倾注在男爵夫人的祈祷会上。
你或许要问，我何以要喋喋不休地详述此事？难道19世纪的社会变革不比一个最好被人遗忘的精神错乱的女人的一生更重要吗？这当然无可否认。但是，有大量的书籍将能更准确更详细地告诉你许多其他事情，而我却要你从这段历史中学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的事实。我想让你用一种毫无先人为主的态度去接近历史事件。不要满足于“某时某地发生了某某事件”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要努力去发现在每一行动后隐藏着的动机。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你周围的世界，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帮助别人。惟其如此，才是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
我不希望你把“神圣同盟”仅看作是1815年签订、堆在国家档案馆的某个地方久被忘记和遗弃的一纸空文。或许，它已被遗忘，但绝不可能被废弃。“神圣同盟”直接导致了门罗主义的传播，而美国的门罗主义对美国人来说，给他们的生活打下了鲜明的烙印。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你确切理解这一文件如何产生，以及基督教恪尽职守和虔诚外表下面的真实动机的原因。
“神圣同盟”正是这两个人联手的杰作：一个是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竭力要安抚惶惶不可终日的灵魂的不幸男子；另一个是虚掷生命、人老珠黄、靠自命为新奇教义的救世主角色来满足自己出人头地的虚荣和欲望的野心勃勃的女子。我告诉你这些细节时并不是想泄露任何秘密。像卡斯尔雷、梅特涅和塔莱朗这样神志清醒的人完全理解那位敏感的男爵夫人能力有限。梅特涅可以轻易将其遣回她的德国庄园去，只需给他无所不能的皇家警察司令官写个便笺就可以了。
然而，法、英、奥还要依赖与俄国的睦邻友好，他们不敢冒犯亚历山大。他们不得不对这个愚蠢的老男爵夫人容忍让步。尽管他们视“神圣同盟”为垃圾，不屑于写在纸上，但当沙皇向他们朗读以《圣经》为依据而起草的《世人皆兄弟》的粗略大纲时，他们仍耐着性子倾听，因为这正是神圣同盟所努力达到的目的。文件的签署者庄严宣称，“在对各自国家的管理中，在与其他每一个政府的政治联系中”，他们将要“以圣教的诫条，即正义、仁慈与和平作为唯一指导。此三者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应对各君王会议产生直接影响，并作为强化人类制度、改正其缺陷的唯一手段来指导各个步骤”。后来他们又进一步互相承诺他们之间将“以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博爱之心联合起来，要彼此以同胞相待，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点都互相予以帮助”等等。
最后，由奥地利皇帝签署了“神圣同盟”。事实上他对此稀里糊涂。波旁王朝也签了字，因为他们需要与拿破仑的旧敌和好如初。普鲁士国王签字是由于他希望他的“大普鲁士”计划得到亚历山大的首肯。此外还有被俄国玩于股掌之上的所有欧洲小国。英国一直没有签字，因为卡斯尔雷认为它是一派胡言。教皇没有签字是因为他不愿让一个希腊东正教徒和一个新教徒来干涉他的事务。没有签字是因为它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欧洲的普通大众也不得不对此加以注意，在“神圣同盟”的空泛词句背后，站立着梅特涅在列强间组织起来的五国同盟的军队。这些军队可不是吃素的。他们要让世人明白，欧洲的和平不能由一帮所谓的自由党人任意糟蹋，这些人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雅各宾党人而已，他们希望再次回到革命的年代。人们对1812、1813、1814及1815年的解放战争已无多少热情。随之而来的是对幸福生活即将来临的真诚信念。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的士兵向往和平，也宣扬和平。
但是，他们不需要神圣同盟与欧洲列强会议现在送到他们面前的和平。他们惊呼自己上当受骗了。但是他们小心翼翼，以免被秘密警察的暗探听到。反动势力得胜奏凯，发起这股反动势力的人坚信他们这样做对人类的利益是必需的。但是就像他们的不良企图一样，这股反动势力也令人难以忍受。它引起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大大阻碍了政治发展的正常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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