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人民宣告了自由、博爱、平等的原则
在我们谈及革命之前，不妨先对“革命”一词的含义略加解释。按照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说法，革命是“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地把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旧体制推翻，这些旧体制是如此顽固，难以撼动。甚至连最激进的改革家也不敢写文章抨击。而革命就是要推翻所有构成当时国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方面生活本质的基础，使之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18世纪时，法国的古老文明日益陈腐保守，于是法国便爆发了这样一场革命。路易十四时代，君权至上，“朕即国家”。原是联邦国家公仆的贵族阶层，这时已徒有其名，沦为宫廷社交生活的点缀品。
然而，这个18世纪的法国，其糜费的资财是无法想像的。这些钱只能靠税收的形式来取得。不幸的是，历代法国国王都无力强迫贵族和教士们缴付他们应出的份额。因此，税赋完全落到农民的头上。但是，住在阴暗茅棚里的农民与过去的地主不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成为凶狠、无能的土地代理人鱼肉的对象，生活每况愈下。既然土地的增产增收只不过意味着交纳更多的税收，而自己仍是一无所有，他们又何必为土地费心劳神呢？于是，他们放胆让土地荒芜废耕。
于是，我们看到：一位国王徜徉在浮华虚饰之中，穿过宫中一间间高堂大殿，身后总是跟着一群官欲熏心的弄臣，他们全靠从农民处搜刮来的赋税生活，而后者的命运比田间的野兽好不到哪里去。这不是幅令人欣欣然的图画，但这决不是夸大其辞。然而，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这所谓的“王朝旧制”还有其另外的一面。
与贵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和由法国最享乐的人组成的宫廷，将优雅闲适生活的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推到了极致。由于不允许国家最优秀的大脑关心政治经济问题，这些人就靠讨论玄想禅机打发无聊的时光。
由于流行的思想方式以及个人行为模式也和服装样式一样渐趋极端，很自然地，那个年代最矫揉造作的社会群体就会对他们所认为的“简单生活”产生极大的兴趣。国王和王后——法国及其殖民地与附属国的无可争议的绝对主宰，和他们的大臣一道，去住在一所所野趣盎然的乡村小屋里，全都装扮成挤奶女工和马童，做着古希腊快乐谷中牧羊人的游戏。一群弄臣围着国王和王后邀宠献媚，宫廷乐师创作出欢快的小步舞曲，宫廷理发师设计出越来越精细值钱的头饰。后来，出于无聊和无所事事，凡尔赛宫中矫揉造作的这群人高谈阔论的，全是些与他们的生活不着边际的话题，犹如饥肠辘辘的人只谈论食物一样。
当伏尔泰这位勇敢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学家、小说家，一切宗教与政治暴君的敌人，开始把他抨击的炮火对准与《风俗论》有关的一切东西时，整个法国为他喝彩，他的剧作只在仅卖站票的剧场里上演。当让·雅克·卢梭对人类的原始状态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并用欣喜的笔调向他的同时代人描绘这个星球上原始初民的欢乐时，所有的法国人都拜读了他的《社会契约论》，在这个“朕即国家”的国度里，当人们听到卢梭呼吁回到真正的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国王仅仅是人民的仆人的美好年代里去时，他们不禁流下了悲愤而又激动的泪水。
在孟德斯鸠出版的《波斯人信札》里，两个著名的波斯旅行家将当时的法国社会描绘成一个乌烟瘴气的世界，并且嘲讽了上自国王下至他的六百个糕点师的所作所为。此书立即再版三次，并为他的著名论著《论法的精神》赢来了万千的读者。在书中，一位尊贵的男爵将优越的英国制度与落伍的法国政体进行比较，提倡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的国家体制来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当巴黎的书商勒布雷东宣布，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二十多位遐迩闻名的作家准备出版一部包含有“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时，来自公众的反响最让人满意。当22年后，这部长达28卷的最后一卷终于杀青时，警察的干涉已为时过晚，无法压制法国社会接受这部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讨论时局之作的热情。
这里，我不妨对读者们稍加提醒。当你阅读一部有关法国革命的小说或观看一出话剧、一部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大革命是由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发起的。事实并非如此，暴民常常在革命的舞台上出现，但他们往往受到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的煽动和领导。这些中产阶级在与国王和王室的交战中利用饥饿的民众作为可靠的同盟军。而引发革命的基本思想是由几个具有天才大脑的人提出的。这些精英起初被举荐到“旧制度”美伦美奂的客厅中，为国王陛下的宫廷中那些百无聊赖的先生、太太消闲解闷。这些快活而大大咧咧的人在冒险玩火——他们针砭时弊，激浊扬清。火花终于从地板的裂缝处落下——这地板和房子的其余部分一样，年老失修，腐朽不堪。火花不幸跌至乱七八糟地堆满了陈年杂物的地下室里。这时有人呼叫救火，可偏偏这屋子的主人对一切都有兴趣，就是不懂得当家理财，也不知道怎样将这小小的火苗扑灭。火势迅即扩大，整栋大厦被大火吞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法国大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年到1791年，曾设想尽可能有条不紊地建立君主立宪制。但这一尝试之所以失败，部分是由于国王本人的缺乏诚意和愚蠢，部分是由于出现了无人能驾驭的局势。
从1792年到1799年，共和国成立，首次尝试着建立一个民主形式的政府。而连年的骚动不安以及真心改革却又往往收效甚微的种种尝试，终于导致了暴动的实际爆发。
其时，法国欠债四十亿法郎，国库常常入不敷出，而且也不可能再增加新的征税项目了。甚至好国王路易也朦朦胧胧地感到应该采取点措施了。于是他让杜哥出任财政大臣。奥尔纳男爵安·罗伯特·雅克·杜哥此时刚60岁出头，是正在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的地主阶级的优秀代表，他曾是个成功的省长，也是个颇具水准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倾其全力，不幸的是，他无力回天。由于不可能再从破衣烂衫的农民处榨取更多的税收，所以必须从从未交过一分钱的贵族和教士那里获得必需的资金。这使得杜哥成为凡尔赛宫中最遭人恨的人。另外，他不得不面对王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视，谁敢在她耳边提及“节俭”二字，她就反对谁。很快，杜哥被称为“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理论上的教授”，他的乌纱帽自然难保，于1776年被迫辞官。
“教授”的继任者是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是个名叫内克尔的勤勉的瑞士人，他靠粮食投机发财致富，还是一家国际银行的合伙人。他那位不甘寂寞的妻子硬把他推进了政界，以便为她的女儿谋取高位。后来这位小姐果然成为瑞典驻巴黎大使德施特尔男爵的夫人，成为19世纪早期文化界中的著名人物。
内克尔也和杜哥一样，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1781年，他发表了一份法国财政状况的详细审核报告。国王根本看不懂这份“财政报告”。他刚派遣部队去美国帮助殖民者对付共同的敌人——英国。这次远征耗资之大出人意料，内克尔被责成筹措必需的经费。但他非但没有开源增收，反而发布了更多的数字，进行了各种统计，并开始发出“必要的节俭”这样让人生厌的警告。于是，他被摘乌纱帽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1781年，他被作为不称职的官员而遭解职。
继“教授”和“买卖人”之后上台的是一个颇有人缘的财政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大家相信他那一套严密的财政制度，每个人每月都能拿到100％的收入。他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汲汲于功名的禄蠹。他的发迹一方面靠他的孜孜不倦，另一方面靠他的肆无忌惮和弄虚作假。他发现国家债务沉重，但他是个聪明人，急人之所急，想出一条药到病除的良方。他用借来的新债来偿还旧债。这一招自然毫无新意，这样做的后果自古以来就证明是毁灭性的举措。不出三年时间，这位魅力十足的财政大臣又让法国背上了八亿法郎的债务。但他并不为此焦虑不安，反而总是乐呵呵地在国王和王后陛下的每一项开支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位可爱的王后年轻时在嫁到法国之前为奥地利的公主，年轻时就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
最后，甚至对国王忠心耿耿的巴黎议会也决心要有所行动了。卡洛纳准备再借债八千万法郎。那一年粮食减产，农村里哀鸿遍野、痛苦不堪。若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将面临大厦将倾的危险。国王对这种严重局面仍然 是泰然处之。难道与人民代表协商不是个好主意吗？自1614年以来就再未召开过三级会议。鉴于目前严重的恐慌，大家呼吁召开三级会议。然而首鼠两端的路易十六竟拒绝了这一他看来是过分的要求。
为了消弭众怒，他于1787年召集各路精英开会。这仅仅意味着一次显赫家族的大聚会。他们讨论了在不触动他们免税的封建特权和神职特权的前提下，能做点什么以及该做点什么。期待社会的某一阶层为了另一集团的同胞们走向政治与经济的自杀，显然是有悖常理的。127位社会贤达顽固地拒绝放弃他们任何一项古老的权力。街上的饥民嗷嗷待哺，要求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官复原职。但贤达人士却不同意。群众开始砸窗户，并做出其他一些过激举动。社会贤达望风而逃，卡洛纳被撤职。
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主教， 一个单调乏味的人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被饥饿的臣民暴力威胁的路易十六同意“尽快”召开原来的三级会议。这种措辞含混的许诺当然不会使任何人满意。
有将近一个世纪了，从未遇到过如此凛冽的寒冬。庄稼不是被洪水冲走，就是在地里冻死。普罗旺斯地区所有的橄榄树全部枯死。虽有些私人的慈善救济，但对一千八百万饥民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抢劫面包的骚乱此起彼伏。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这早被军队镇压下去了。但是，新的哲学思想此时开始开花结果。人们开始意识到，对辘辘饥肠动用武力绝非明智之举，况且士兵们也靠不住了。这一刻非常需要国王有所行动以重拾民心，但他又一次踌躇难断。
巴士底狱外省的各地区中，新思想的追随者建立了一些小的共和政体。就连忠实的中产阶级也有人喊出了“无代表权就不纳税”的口号。法国已陷入乱龙无首的状态。为了安抚民众，扩大王室的影响，政府意外地停止了过去严格的书报审查。立刻，大量的书刊如洪水一样涌入法国，每个人不论地位高低，都可以批评别人，也可以被别人批评。两千多本小册子相继出版。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怒骂声中免官下台，内克尔又匆忙就任，竭尽全力平息全国范围内的骚乱。股票市场价格旋即上浮 30％。经各方一致同意，民众暂停评论。三级会议将于1789年5月召开，届时将集思广益，迅速解决困难，重新把法兰西王国变成健康、幸福的国度。
这种众擎易举、战胜困难的想法曾广为流行，但实际上其结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在剑拔弩张的那几个月里，它妨碍了所有个人努力的发挥。在千钧一发之际，内克尔非但没有把政府抓在手里，反而让一切顺其自然。此后，又爆发了一场关于什么是改革旧王国的最好办法的激烈辩论。各地警察的势力遭到打击。巴黎郊区的人民在一些职业宣传家的领导下，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并开始扮演在后来大动荡的年代里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们使用了血腥暴力。这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在攫取不能以合法手段获得的利益时所惯用的伎俩。
为了讨好农民和中产阶级，内克尔决定他们可以在三级会议上有双重代表权。西厄耶神甫就这一问题写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相当于什么？》，得出的结论是，第三等级（指中产阶级）应该等于一切，过去他们什么也不是，而现在则希望大有作为。他表达了关心国家利益的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最后，在最难以想像的情况下举行了选举。选举结束，教士代表308人，贵族代表285人，第三等级代表621人就收拾行囊，奔赴凡尔赛。第三等级的代表必须多带行李，这其中包括卷帙浩繁的称之为“备忘录”的报告，里面记录着他们选民的申诉与冤情。舞台已经搭好，即将上演拯救法国的最后一幕。
三级会议在1789年5月5日召开。国王闷闷不乐。神职人员和贵族宣称决不愿意放弃任何特权。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讨论他们各自的苦衷。第三等级拒不服从命令。他们于1789年6月20日在一个拥挤的大厅里庄严宣誓。他们要求所有三个等级：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在一起共商大事，并为此上报国王，国王退却妥协。
正当“国民议会”，即三级会议讨论法兰西王国的局势时，国王发火了。但他又一次犹豫迟疑。他扬言他决不放弃绝对权力。说完他干脆狩猎去了，将国家大事置于脑后。等他狩猎归来，又让步了。对于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国王已习以为常。当老百姓吵闹着提出某项要求时，国王严加申斥，断然拒绝。随后，当王宫被众多穷人声嘶力竭的叫喊声所包围时，国王又让步了，准许了老百姓先前的请求。但到了这时，人民在第一项要求之外又加了第二项要求。这样的闹剧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当陛下在圣旨上签字保证他可爱的臣民获得第一项和第二项权利时，老百姓又增加了第三项要求，并以处死国王全家相威胁。如此反复，直至他被送上断头台。
可悲的是，国王总是慢半拍，他始终不明白这一点。甚至当他的头放在绞刑架上时，他仍感到自己是个饱受凌辱的人。他自认为能力有限，却深爱着百姓，但没有想到从老百姓那里受到最不公正的对待。
我不断告诫读者，历史上“假如”一词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个心狠手辣、凶悍强干的人，君主制也可能保留下来。但国王并非孤家寡人。即使“假如”他具有拿破仑那样无情铁腕，在这个艰难的动荡岁月里，他的前途也可能毁在他妻子的手里。这位王后是奥地利玛利亚·泰利莎的女儿，她具有在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中世纪王宫里成长起来的女子的一切典型的美德和陋习。
她决定要有所行动，便密谋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内克尔突然被解职，王军被召进巴黎。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们猛攻巴士底狱的堡垒。1789年7月14日，他们摧毁了这个熟悉的、令人深恶痛绝的独裁专政的象征。这里早已不是一座政治监狱，现在成了关押扒手和窃贼的城市拘留所。许多贵族有所觉察，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国王仍像往常一样悠哉悠哉的，在巴士底狱被攻克的那一天，他出去打猎，还欢天喜地地打了几头鹿。
8月4日，国民议会开始运转。根据巴黎群众的呼声，他们废除了所有特权。接着，于8月27日颁布了《人权宣言》，即法国第一部宪法的著名序言。到此时为止，一切天遂人愿，但王室显然没有汲取教训。人们普遍怀疑国王又想对改革横加干涉了。果不其然，在10月5日，巴黎又出现了第二次暴动。骚乱波及凡尔赛，直到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的王宫，群众才平静下来。因为国王待在凡尔赛令他们很不放心。他们更愿意把国王置于自己的监视下，并控制他与维也纳、马德里和欧洲其他王室亲属的函件来往。
与此同时，在国民议会里，贵族米拉波成了第三等级的领袖。他开始收拾残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坐稳王座，便于1791年4月2日逝世了。这时国王有生命之虞，于6月21日企图外逃。国民自卫军战士从金币上的头像上认出了他，在瓦雷内村附近将其抓获，带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的第一部宪法获准通过，国民议会的成员便各自打道回府。1791年10月，立法会议召开，取代国民议会行使职权。在这个新的群众代表的大会里，偏激的革命派人数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雅各宾党人，他们因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会议而得名。这些年轻人慷慨陈词，发表演讲。他们的激烈言论由报纸传播到柏林和维也纳。为了拯救他们的难兄难妹，普鲁士国王与奥地利皇帝决心有所行动。当时他们正为瓜分波兰领土而忙碌——波兰由于敌对派系的相互倾轧，被搅得国无宁日，任人宰割。但是，他们还是设法派了一支部队侵入法国，向国王路易伸出援助之手。
于是，全法国上下一片惊慌失措。多年来由于饥饿和痛苦而日积月累的仇恨达到了可怕的顶点。巴黎的暴徒攻打杜伊勒里宫。忠于王室的瑞士卫队试图保护他们的主子。但是正当群众撤退时，优柔寡断的路易却又下了“停火”的命令。杀红了眼的民众在叫喊声和劣质酒精的驱使下，将瑞士卫队杀得鸡犬不留，攻入王宫后，又抓住了逃到议会大厅里去的路易。在这里他立即被剥夺了王位，被关进了丹普尔堡内。
但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仍向法国挺进，人们已由惊恐变成了疯狂，无论男女，全都变成了野兽一样。1792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群众闯入监狱，将所有囚犯处死。政府也没有出面制止。以丹东为首的雅各宾党人深知这场危机事关革命的成败。要挽救他们只有靠最野蛮的冒险。立法议会于1792年9月21日闭幕，又召开了新的国民公会。这个机构几乎清一色由激进的革命者组成。国王正式被控犯有叛国重罪，他被带到会前受审，被宣布有罪。以361票对360票将他判处死刑。1793年1月21日，他神色安详，仪态庄严地走上断头台。他至死也不理解这些枪声和骚乱是怎么回事，也羞于向旁人请教。
后来，雅各宾党人转而反对国民公会中较温和的吉伦特派——他们因南部的吉伦特地区而得名。由雅各宾党人组成的特别革命法庭将21名吉伦特派的首要分子判处死刑，其余的人相继自杀。他们都是些真诚干练的人，只不过是过于逆来顺受，过于谦和驯顺，以至无法在这个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生存下去。
1793年10月，雅各宾党人下令“在和平到来之前”暂停执行宪法。所有权力均把持在以丹东与罗伯斯庇尔为首的一个小小的公安委员会手中。基督教和旧历法被同时废除。“理性时代”已经来临，随之而来的还有恐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都有七八十个好人、坏人或不偏不倚的人被处死。
国王的独断专行被毁弃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少数人的暴政。他们太热爱民主了，感到必须杀死全部有不同见解的人。法国成了一座屠城。人们相互怀疑，每个人都如惊弓之鸟一般。有几名原国民公会的成员完全出于恐惧，自知下一个上断头台的就是他们，终于转而反对罗伯斯庇尔，因为他已将他过去的大部分战友的首级砍掉。罗伯斯庇尔这位“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战士”自杀未遂。人们草草包扎好他被打烂的下颚，将其拖上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恐怖统治彻底结束，整个巴黎欢声雷动。
然而，法兰西的处境危在旦夕，非常有必要由几个铁腕人物掌权，直到与革命作对的牛鬼蛇神被赶出法国领土为止。那些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的革命军队在莱茵、意大利、比利时、埃及与敌人进行一次次殊死决战，逐一打败了大革命的每一个敌人。与此同时，巴黎产生了五名督政官，他们治理法国达四年之久。随后，权力落到一位名叫拿破仑·波拿巴的百战不殆的将军手中，在1799年，他成为法国的“第一执政官”。在此后的15年间，古老的欧洲大陆成为进行一系列前无古人的政治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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