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耳曼地区北部的阴暗地带，有一个叫做普鲁士的小国脱颖而出
普鲁士的历史是一部边疆变迁史。9世纪，原有的文化中心由查理曼从地中海移到西北欧的蛮荒之地。他的法兰克士兵不断地把欧洲疆界向东推进。在波罗的海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平原上，生活着许多斯拉夫人和立陶宛人，查理曼从这些异教徒手中攫取了大量土地。法兰克人治理这些还远地区犹如美国当年正式建国前治理他们的领土一样。
边境省份勃兰登堡最初是查理曼为保卫他东部领土免受野蛮的撒克逊人袭击而建立的。居住在该地区的文德人在10世纪时被征服，而他们叫做勃兰纳博的集市，后来变成了以此命名的新的勃兰登堡省的中心。
从11世纪到14世纪，一系列的名门望族接连地作为皇家总督执掌着这个边境省份。最后，到了12世纪，霍亨索伦家族悄然崛起，成为勃兰登堡的选帝侯，开始将地处偏远的一片荒凉的沙土地变成现代世界最富效率的国家之一。
刚被欧美两洲联手复出历史舞台的霍亨索伦家族源自南日耳曼，出身卑微。12世纪，霍享索伦家族有个叫弗雷德里克的人，通过一桩幸运的婚姻当上了纽伦堡城堡的主人。他的子孙们抓住一切机会向上爬。经过几个世纪的侵吞蚕食，他们被任命为远帝侯。选帝侯这一名称指的是那些梦想选举日耳曼帝国皇帝的王公贵戚。在宗教改革期间，他们与新教徒为伍；到了17世纪初期，他们成了北日耳曼最为权大势强的公侯之一。
30年战争期间，新教和天主教双方对大肆掠夺勃兰登堡和普鲁士都表现出了百倍热情。但是在大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的领导下，战争创伤得以迅速恢复，国内一切经济力量与智力因素得以明智而慎重的利用，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立一个国家。
现代的普鲁士，是每个人的抱负和愿望完全与社会整体利益合二为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可以回溯到弗雷德里克大帝之父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他是个兢兢业业、吝啬小气的普鲁士军人，深深迷恋酒吧间的奇闻轶事和刺鼻的荷兰烟草，对矫揉造作和奇装异服（尤其是来自法国的）一向深恶痛绝。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严于职守。他对已苛严，对其属下——不论是将军还是普通士兵的任何软弱怯懦决不手软。他和其子弗雷德里克之间的关系全无舐犊之情。父亲粗俗的举止令文质彬彬的儿子极为反感。儿子喜欢法国做派、文学、哲学、音乐，父亲则认为这些都是女里女气的表现，应该统统摒弃。于是，两种迥异的性格终于导致了激烈的冲突。弗雷德里克打算逃往英国。他遭到了逮捕，被押上了军事法庭，被迫目睹了曾设法帮助他的最亲密朋友的死刑。嗣后，作为惩罚的一部分，这位年轻的王子被送到外省某处的一个小城堡中，学习一个未来国王所应具备的治国安邦之道。这真是因祸得福，当弗雷德里克于1740年执政时，他懂得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从贫民儿子的出生证明到复杂的年度财政计划的繁文褥节，他都样样精通。
作为一个作者，尤其是在他所著的《反马基雅维里》一书中，弗雷德里克表达了对这位古代佛罗伦萨历史学家政治信条的鄙视，马基雅维里曾教导他的王太子学生，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在必要时可以撒谎和欺骗。弗雷德里克书中理想的统治者是他的人民的第一仆人，是以路易十四为表率的开明专制君主。而在实际上，弗雷德里克在为其臣民们一天工作二十多个小时的同时，难以容忍任何顾问在其左右。他的大臣们只是些高级职员而已。普鲁士是他的私家资产，要由他为所欲为，绝不许有任何东西干涉国家利益。
1740年，奥地利皇帝查理六世驾崩。他曾利用一项白纸黑字写在一张大羊皮纸上的正式条款，力保其独生女玛利亚·泰利莎的地位稳如泰山。但老皇帝刚被安置在哈布斯堡王族的祖坟中，弗雷德里克的军队就直逼奥地利边境，去占领西利西亚的部分地区。基于某种年代久远又颇为可疑的认领权力，普鲁士也叫嚣对此拥有主权。经过几次战役，弗雷德里克占领了全部西利西亚。尽管他多次濒于失败，但仍坚持在他新占领的土地上抗击奥地利的反扑。
全欧洲都在关注着这样一个国力强盛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在18世纪，日耳曼是在宗教大战中备受蹂躏的民族，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高看。而弗雷德里克却像俄国的彼得一样，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迅速地把人们这种嗤之以鼻的态度变为万分惊恐。普鲁士国内治理得秩序井然，臣民们心情舒畅，绝少抱怨。国库仓廪丰实，绝不寅粮卯吃。废酷刑，明纲纪，修通衢，建学校。再加之精心细致忠诚无私的管理，使人们感到应该如俗话所说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几个世纪以来，日耳曼帝国一直是法国人、奥地利人、瑞典人、丹麦人和波兰人逐鹿厮杀的地方，此时在普鲁士榜样的鼓舞下开始恢复自信。这全是那个小老头的得意之作。他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旧制服上满是鼻烟味儿。对于邻邦，他总是发些可笑而又尖刻的议论。尽管他写了一本《反马基雅维里》的书，但只要能从谎言中捞到点儿什么，就全然不顾事实，玩弄一些18世纪外交恶意中伤的把戏。1786年，他的末日到了，朋友们遗弃了他。他也没有后代，孤独地撒手人寰。守候在身旁的只有一个仆人和几条忠实的狗。他爱这些狗甚于爱人类，因为他说狗不会忘恩负义，对朋友始终肝胆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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