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授”与虽不那么神授却更为合情合理的“议会权力”之间的斗争如何导致查理国王一世覆亡的？
恺撒是欧洲西北部最早的发现者。他于公元前55年渡过海峡，占领了英国。在此后的四百年里，英国一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但当野蛮人开始对罗马构成威胁时，守军奉召从前线撤回，以保卫本土，不列颠就处于混乱无序和防务空虚的状态。
盘踞在日耳曼北部的贫困的撒克逊部族知道此事后，便横渡北海，在这个地产丰富的岛上安营扎寨。他们建立了好几个独立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以最早的入侵者盎格鲁或撒克逊人命名），但这些小邦国彼此间一直龃龉不断，没有一个国王强大到足以自立为联合王国的国王。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默西亚、诺森伯里亚、威塞克斯、苏塞克斯、肯特和东英吉利，或是不管叫什么名字的那些地方，都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的骚扰。在11世纪，英格兰和挪威及北日耳曼终于沦为甘纽特大帝主宰的丹麦帝国的一部分，最后的一点独立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最后，丹麦人被驱逐出去，英格兰刚获自由，旋即又第四次被征服。新的敌人来自另一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苗裔，早在10世纪他们就入侵法国，建立了诺曼底公国。诺曼底公爵威廉长期以来带着嫉妒的目光隔海盯着该岛。终于，他在1066年10月横渡海峡。在这一年的10月14日的黑斯廷斯的战斗中，他击溃了最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威塞克斯的哈罗德的不堪一击的部队，自立为英格兰国王。然而，无论是威廉本人，还是安如的金雀花王朝的继位者都没有将英格兰视为自己真正的家园。对他们而言，这个岛屿仅仅是他们在大陆上所继承的巨大遗产的一部分——在这块殖民地上，居住着一些相当落后的民族，他们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于这些尚未开化的人们。然而这块英格兰“殖民地”却青出于蓝胜于蓝，反倒超过了他们的诺曼底“祖国”。同时，法兰西的国王们想方设法想摆脱这个强大的邻居，实际上她充其量只是法国王室不驯顺的奴仆而已。百年战争后，法国人民在一个名叫贞德的年轻姑娘的领导下把“外国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了出去。而贞德本人却在1430年的贡比涅战役中被俘，然后又由俘虏她的勃艮第人卖给了英国人，最后被作为一个女巫而烧死。然而英国人从未在大陆上站稳脚跟，他们的君主们最终能倾其所有时间用于发展他们自己的不列颠领地。由于岛上的封建贵族长期纠缠于各种千奇百怪的宿怨，这在中世纪就如麻疹和天花一样普遍，大部分原来的土地拥有者在所谓的“玫瑰战争”中被杀，这使得国王们轻而易举地加强了他们的王权。到了15世纪末，英格兰已成为一个由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统治的中央集权的强国。他的著名法院——星法院 15—17世纪英国最高司法机构。1487年英王亨利七世创设，用以惩治反对国王的大贵族，手段十分残忍。因审判是在威斯敏斯特王宫中一座屋顶饰有星形图案的大厅中举行，人留下了阴森可怖的记忆。他用极端残酷的手段弹压了那些死而不僵的贵族想要恢复对政府的影响力的所有企图。
百年战争1509年亨利七世之子亨利八世继承父位。这一时刻是英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它再也不是一个中世纪的岛屿，而一跃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
亨利对宗教没有太大的兴趣。他的多次离婚终于引发了和教皇之间的私怨。他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宣布脱离罗马而独立自主，使得英国教会成了第一个“国教”。这里的世俗统治者也是其臣民的精神首领。1534年的和平宗教改革不仅使都铎王朝赢得了长期以来饱受路德派鼓吹者猛烈攻击 的英国教士的支持，还通过没收过去修道院的财产巩固了皇权。同时，也使亨利受到了商贾的拥护。英格兰岛由一个既广且深的海峡与欧洲的其他部分隔绝。作为这个岛上高傲而又富庶的居民，这些商贾们深恶一切“舶来品”，也不想要一个意大利主教来主宰他们诚实的英国人的灵魂。
1547年，亨利驾崩，将王位留给年仅十岁的幼子。偏爱时髦的路德教义的小王子监护人竭尽全力帮助新教徒的事业。但这个孩子还没活到16岁就早夭了，而由他的姐姐玛丽、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之妻垂帘听政。她将新“国教”的主教们统统烧死，在其他方面也亦步亦趋地仿效她的西班牙王室的丈夫。
幸而她于1558年过世，由亨利八世和安·博林之女伊丽莎白继位。安·博林是亨利八世六个妻子中的第二个。 当她失宠后，他将她处死。伊丽莎白也曾被囚过一段，只是在神圣罗马皇帝的恳求下才获释放，因而她刻骨铭心地仇视西班牙和天主教的一切。她也和她父亲一样对宗教无甚兴趣，但继承了其父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判断力。在她45年的统治期内，王朝的权力大大加强，她占有的这些可爱岛屿的赋税和财产与日俱增。这当然与拜倒在她王位下的一群男人的大力辅佐分不开，使得伊丽莎白时代成为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尽管如此，伊丽莎白并未感到自己的王位高枕无忧。她有一个对手，而且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对手。这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玛丽，一位法国公爵夫人的女儿，其父是苏格兰人。此时她是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二世的遗孀，即佛罗伦萨梅迪奇家族的凯瑟琳（圣巴瑟洛缪之夜大屠杀的组织者）的儿媳。她年幼的儿子后来成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玛丽是一位忠实的天主教徒。凡伊丽莎白的敌人，她都乐于结盟为友。但玛丽政治能力的缺乏，以及对加尔文教派臣民所采取的残暴惩罚手段导致了苏格兰革命，使她被迫到英格兰境内躲避风头。她在英格兰住了18年，却一直阴谋策划反对卵翼她的伊丽莎白女王。最终，伊丽莎白女王不得不听从她心腹大臣的劝告，“将那个苏格兰女王处死”。
1587年，玛丽终被斩首，但却因此而引发了与西班牙的一场大战。但前面我们已看到，英荷联合海军大败菲利普的“无敌舰队”，原本是为了摧毁两个反天主教统治者权力而进行的战争，现在变成了一次可以盈利的商业冒险。
这时，在经过了多年的踌躇之后，英国与荷兰终于认识到入侵西印度群岛和美洲是他们的正当权力，他们理所当然地应为自己的新教同胞在西班牙人手下遭受的屈辱报仇雪耻。英国人也是哥伦布的最早追随者，在威尼斯领航员乔万尼·卡波特的带领下，英国船只于1496年首先发现并考察了北美洲。作为未来的殖民地，拉布拉多和纽芬兰无足轻重。但纽芬兰沿岸却可为英国的捕鱼船队提供丰厚的回报。第二年，即1497年，卡波特又考察了佛罗里达海岸。
接下来便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在位的动荡年代。囊中羞涩，无力向国外发展。但伊丽莎白统治下的国家却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斯图亚特的玛丽被关在牢里，船员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自由出航。当伊丽莎白还是个孩童时，威洛比就冒险驶过北角。他的一个船长理查德·钱塞勒为了找到一条可能通达西印度群岛的航路继续东行，结果抵达俄国的阿契安基尔。在这里，他与远方莫斯科帝国神秘的统治者建立了外交与商务联系。在伊丽莎白执政后的头几年，又有不少人沿此路纷至沓来。那些为“合股公司”的利益而卖命的冒险商人们，为在以后几个世纪成为殖民地的贸易公司奠定了基础。那些伊丽莎白的水手们身兼多种角色：他们半是海盗，半是外交家，情愿孤注一掷地把宝物押在一次走运的航行上；作为走私者，他们将所有货物统统装进航船；作为商人，他们既倒腾杂货也贩卖人口，且除了对自己的利益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正是他们，将英国的国旗和女王的声誉远播全球。而在国内，有威廉·莎士比亚为女王陛下寻欢逗乐；有英国最出色、最智慧的大脑为女王献计献策，协助她把亨利八世的封建遗产努力改造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享年70岁。她的侄子（她的祖父亨利七世的曾孙，斯图亚特的玛丽——她的竞争者和敌人的儿子）作为詹姆士一世承袭了她的王位。靠老天保佑，他的国家摆脱了大陆上对手所遇到的厄运。他发现自己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这时欧洲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相斗正酣，为消灭对方的势力作着无望的努力，试图使自己的教义一手遮天。而英国并未走路德或洛约拉的极端，它到处歌舞升平，悠然地进行着“改革”，这使得这个岛国在随之而来的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捷足先登。它确保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至今难以撼动，甚至斯图亚特王朝灾难性的孤注一掷也未能制止英国的正常发展。
都铎王朝的继承者斯图亚特王朝是英国的“外国人”。他们似乎并不欣赏，或者说，并不明白这一事实。本国的都铎王朝的人可以偷一匹马，而“外国”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人连瞥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的愤怒。老女王贝思伊丽莎白的昵称。——译者注将其治下的王土玩于股掌之上，然而总的来说，她确有一定之规，即让那些诚实的（和其他的）英国商人的腰包从来都是鼓鼓的。因而女王总是很自信能得到感激涕零的人民的衷心支持。而为了日后从女王陛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捞取好处，随着议会的权力和特权而来的一些小自由，大家也就很乐意视而不见了。
从表面上看，詹姆士国王仍因循旧例，但他缺乏他的卓尔不群的前任所具有的鲜明的个人热忱。对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和扶持；天主教徒的自由没有保障。但是当西班牙企图建立和睦关系而向英国胁肩谄笑时，詹姆士亦报之以微笑。大多数英国人不喜欢这样做，然而詹姆士是他们的主宰，他们无话可说。
不久，又出现了导致摩擦的其他原因。詹姆士一世和1625年继位的儿子查理一世对他们“君权神授”的原则确信不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治理国家，全然不顾臣民们的意愿。这种观点并不鲜见。教皇们在多方面曾继承了罗马皇帝的衣钵（或毋宁说是包罗整个已知世界的单一完整国家罗马帝国理念的继承人）。他们总是自认为，也被公认为是“基督在俗世的代理人”。没有人对上帝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世界的权力提出过质疑。很自然，也很少有人敢怀疑神圣的“代理人”的权利，他也听凭自己的意愿行事，并要求愚昧服从。因为他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的直接代表，并只对全能的上帝负责。
当路德的宗教改革被证明成功的时候，那些原先赋予罗马教皇的权力遗授给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君主。作为自己国家或正朝钦定教会的首领，这些君主坚持他们是自己王土之内的“基督的代理人”。老百姓们并未深究他们的统治者这样做是否合理，他们默默接受了。正如现今我们接受了代议制的理念一样，在我们看来，这是唯一合理公正的政府形式。因而，对詹姆士国王三番五次地鼓吹他的“君权神授”导致的特殊反感，不能说是由路德派或加尔文派引起的，这样做是不公平的。英国人对国王“神授君权”的极端不信任一定另有原因。
1581年，首次明确对“君权神授”的否定是在荷兰听到的。当时荷兰国会罢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国王。他们说：“国王撕毁了他的合约，因而国王也像其他不忠实的仆人一样被辞退了。”从此以后，国王要对他臣民负责这一特殊观念在北海沿岸诸国中广为流传。他们地位优越且富甲一方。那些居住在欧洲腹地的贫穷人民受统治者保镖的摆布，断不敢去讨论一个即刻就能把他们投入附近城堡最深的地牢中去的问题。但是荷兰和英国的商人则不必为此担心，他们拥有因担负一支强大海陆军所必需的经费而产生的雄厚基础，他们懂得如何运用所谓“信誉”这一万能武器。他们情愿以自己的钱财换来的“神授君权”来反对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还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神授君权”。他们深知他们的荷兰盾和英国先令能击败无能的封建军队——这是国王手中唯一的一张牌。他们敢做敢为，而其他人则不是逆来顺受就是冒被处死的危险。
当斯图亚特王朝宣称他们有权胡作非为，擅离职守，从而惹恼了英国民众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就利用下议院作为他们反抗滥用王室权力的首道防线。但国王毫不妥协，解散了议会。查理一世专制统治达11年之久。他横征暴敛，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合法的。他把英王国当作私有的乡村庄园来经营。他不乏精明能干的助手。我们必须承认，他的确神勇兼备。
不幸的是，查理非但没有确保自己获得他忠实的苏格兰臣民的支持，反而陷入了一场与苏格兰长老会教派的斗争。迫于急需战争经费，查理一世终于不得不违心地再一次召集议会。议会于1640年4月召开，与会者义愤填膺，因而只好在几个星期后不欢而散。11月又召开了新的议会。这一次甚至比第一次更糟。议员们知道，究竟是“君权神授治国”还是“议会治国”，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斗争获得解决。他们就枢密顾问官的问题对国王大加攻击，并处死了相关的六个人。他们宣称未经他们同意不能解散议会。最后于1641年12月1日向国王递交了一份“大抗议书”，详述了人民对统治者的一腔不满。
查理希望自己的大政方针在农村获得一些支持，便于1642年1月离开伦敦。国王和议会双方都组建了军队，厉兵秣马，为保卫各自的绝对权力而相互厮杀。在这场斗争中，英国势力最强大的宗教阶层——清教徒们（他们是英国国教徒，试图尽可能地纯洁他们的教义）很快脱颖而出。由奥列弗·克伦威尔指挥的一支“虔敬者”兵团因其严明的纪律和他们对神圣目标的坚定信心很快就成为反对派全军的楷模。查理两次被击溃，在1645年纳斯比战役结束后，鼠窜苏格兰。苏格兰人将他出卖给了英国人。
接着就出现了钩心斗角的情况。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徒又发生叛乱，起来反对英格兰的清教徒。1648年8月，在普雷斯敦激战三天三夜之后，克伦威尔结束了这第二次内战，攻克了爱丁堡。这时，他的士兵们早已厌倦了马拉松似的谈判和旷废时日的宗教争论，他们决定主动出击。他们将所有不同意清教徒观点的人清除出议会。于是，老议会的遗留物——所谓“残余议会”指控国王犯了严重的叛国罪。上议院拒绝参加审判。特别法庭受命组建，并判处了国王死刑。1649年1月30日，查理国王步态安详地从白厅的一扇窗户走上了断头台。那一天，一个君主国的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第一次处死了一个不理解自己在现代国家中所处位置的统治者。
一般把查理死后的那一段时期称为克伦威尔时代。这位最初并不合法的英国执政者于1653年才正式被任命为护国公。他在位五年。期间，继续奉行伊丽莎白的政策。西班牙再次成为英国的头号敌人，与西班牙交战也成了全国的神圣事件。
英国的商业及商人的利益被视为头等大事。最严格意义上的新教教义得到了切实的遵守。在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方面，克伦威尔大获成功。然而作为一个社会改革者，他却彻底失败了。世界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想法很难一致。从长远来看，这也是一项极明智的准则。一个仅仅为整个社会的少数人服务，并由少数人统治的政府是难以长久的。清教徒在试图阻止王权滥用时，曾是一支重要的主持正义的力量。但作为英国的绝对统治者，他们却令人难以忍受了。
1658年克伦威尔辞世后，斯图亚特王朝不费吹灰之力就复辟了旧王国。的确，人们把他们视为“救世主”一样热烈欢迎。人们发现，清教徒温情脉脉的枷锁和查理王的独断专行同样令人无法忍受。只要斯图亚特王室成员情愿放弃他们凄惨的先父的“神授君权”并愿意承认议会的最高权力，人们就答应做忠实诚信的臣民。
整整两代人试图使这一新方法获得成功。但斯图亚特王室显然没有接受教训，他们恶习难改。1660年回来的查理二世尽管笑容可掬，却是个无能之辈。他懒惰成性，遇事得过且过，再加上又长于说谎，这些都使他避免了和人民的公开对立。通过1662年的“统一法案”，他彻底摧毁了清教徒教士的势力，将所有不信奉国教的教土驱赶出他们的教区。他又利用1664年的所谓“秘密集会法案”，并以放逐西印度群岛相威胁，试图阻止不信奉国教者参加宗教集会。这与早年的“君权神授”如出一辙。人们已开始表现出路人皆知的种种骚动的迹象，而议会又突然遇到了为国王提供资金的困难。
既然查理无法从勉强的议会那里拿到资金，就只好私下里向他的邻邦，其表亲法王路易借钱。他以每年二十万英镑为条件，背叛了他的新教徒同盟者，并且嘲笑议会里那些可怜的蠢货。
经济上的自立使国王对自身的力量陡然间信心倍增。在多年的流亡生涯中，他曾与他的天主教亲戚共同度过了许多岁月，不免对他们的宗教暗生欣羡之心。或许，他能使美国重归罗马呢！他发布了一项免罪文告，不再执行反对天主教徒及不信奉国教者的旧法令，而这恰巧发生在查理的弟弟詹姆士据说是皈依了天主教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让普通人疑窦丛生。人们开始为教皇的这一可怕阴谋担惊受怕，新的骚动情绪弥漫在这片国土上。大多数人希望能阻止内战烽烟再起。对于他们来说，王室的压迫，天主教君主，噢，甚至“神授君权”都比同胞之间互相残杀要好。然而也有另一些人并非如此包容大度，这些人就是那些深怀恐惧的不信奉国教者，他们有坚持自己信仰的勇气。他们中有几个位高权重的贵族首脑，不愿看到昔日绝对王权的复活。
两大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剑拔弩张。（辉格党的成员多为中产阶级，之所以叫这么个可笑的名字是因为在1640年，一批苏格兰的辉格莫人，或者说赶马车的，在长老会教士的带领下反对国王向爱丁堡进军。托利党这一名称原是爱尔兰保皇党追随者使用的称号，但现在用于支持国王的人。）但谁也不打算挑起事端。他们允许查理二世善始善终，也许可由他信仰天主教的弟弟詹姆士二世于1685年继位。但是詹姆士用外国人的可怕发明——“常备军”（这是由天主教的法国人统率的）威胁国人，接着他又于1688年颁布了第二个“赦罪法案”，并下令在所有国教教堂内宣读。这样做他多少逾越了惟有广受欢迎的君王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违反的合理界限。七个主教拒绝遵守圣旨。他们被控犯下了“煽动性的诽谤罪”送上法庭，但陪审团却宣告他们“无罪”，因而赢得一片喝彩。
在此不幸时刻，詹姆士（他在再婚时娶天主教的摩德纳家族的玛丽为妻）喜得贵子。这意味着一个天主教的男孩将要继承王位，而不是他那信仰新教的姐姐玛丽和安妮了。这再一次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摩德纳的玛丽年事已高，已不能生儿育女！这纯粹是一个阴谋！一个毫不相干的婴孩由某个耶稣会神父带入宫廷以便日后英国可以有一位天主教的国王。一时间聚讼纷坛。看来，又一场内战已箭在弦上。于是，辉格和托利两党的七位德高望重的人士致函邀请詹姆士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奔赴英国，从虽然合法却遭人唾弃的君主手中夺过英国的王位。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托贝登陆。由于他不希望其岳父成为殉难者，就帮助他安全逃到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召集议会。同年2月I3日，他宣布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同为英国的联合君主，英国仍由新教徒掌管。
这时，议会已不再仅仅是国王对国家大事的垂询机构了，它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壮大自己的势力。1628年的旧《权利请愿书》又从档案室翻腾出来。第二次更为严格的《权利法案》1689年10月英国议会通过的限制国王权力的法案，是“光荣革命”的重要成果。另外，它还规定国王无权中断法律的实施或允许一些拥有特权的公民违反法律。该法案规定：“未经议会许可，不能征税，不准拥有军队。”于是，在1689年，英国获得了其他欧洲国家从未听说过的宽泛的自由度。
但是，英王威廉并不是仅靠采取宽容的自由政策而名垂史册的。他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创造了一种“责任”内阁制。很显然，没有哪个国王能只身治理天下，他总需要几个忠诚的幕僚。都铎王朝的大顾问团是由贵族和教士组成的，这一机构发展得太庞大，以致后来被限制为较小的“枢密院”。这些枢密顾问官在王宫的一间内室拜谒国王，后来就慢慢形成一种习惯，从而被称为“内阁成员”。很快，“内阁”这一名称就广为人知。
和先前的其他英国君主一样，威廉也从所有党派中挑选他的高参。但随着议会势力的壮大，他发现，当辉格党在下议院占多数时，要依靠托利党来执行国家政策是几乎不可能的。因而就解散托利党内阁，重新组建完全由辉格党人组成的内阁。几年后，辉格党人在下院处于劣势，出于便利的考虑，国王不得不向占优势的托利党人寻求支持。直到1702年他去世前，威廉一直为与法王路易交战而奔忙，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国内政务。事实上，所有重要朝政都是由内阁处理的。当1702年威廉的妻妹安妮继位后，这种情况依然继续。她在1714年逝世时，（不幸的是，她的I7个孩子没有一个活过她的）王位传给了莎菲之子，詹姆士一世之孙，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
这位不懂英文且多少有点粗俗的君王完全跌落在英国政治运作复杂的迷宫里。于是，他便下令内阁全权处理所有事务，自己也远离令其讨厌的内阁会议，因为阁员们的话对他而言直如天书。这样，内阁便习惯了执掌英格兰和苏格兰（1707年，其议会与英议会合并）的大权，尸位素餐的国王也乐得在大陆上逍遥快活。
在乔治一世及二世执政时期，由辉格党巨擘连续组阁（其中的罗勃特·沃波尔任职达21年）。他们的领导人不仅被公认为是内阁的正式领袖，而且也是议会多数党党魁。乔治三世企图夺回大权，不再把政务交由内阁处理。但后果是灾难性的，以致无人再敢故技重演。所以，从18世纪早期起，英国就满足于由一个责任内阁处理日常国务的代议制政府。
当然，这个政府并不代表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有不到十二分之一的人有权参加选举。但现代的代议制政府形式就此奠定了基础。权力有条不紊地从国王手中稳妥地转移到人数烦多又众望所归的代表手中。这虽然不能给英国带来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却避免了18、19世纪大多数国家所进行的对欧洲大陆的灾难性的流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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