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大论战的时代
16和17世纪是宗教论战的时代。
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你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经济”，讨论与公共生活息息相关的工资、劳动时间和罢工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利益的主要问题。
1600年或1650年那些可怜的孩子们的情形更糟糕。除了“宗教”，他们一无所知。他们脑子里全是“宿命论”、“变体论”、“自由意志”和上百个其他奇奇怪怪的自12世纪所使用的神学名词。这些名词表达的是天主教或新教的“真正信仰”的晦涩难懂的理论。这些孩子们必须按照父母的意愿，接受天主教、路德教者注派、加尔文教派、茨温利教派或再浸礼教派的施洗。他们从路德编写的宗教教义问答手册或加尔文写的《基督教原理》中学习神学。有时，他们也口中念念有词地学习英语印刷的《公祷书》中的39条信纲，他们被告知只有这些才是“真正的信仰”。
他们听说了亨利八世将教会财产统统侵吞的罪行。这位英国君主曾多次结婚，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主宰，并将罗马教室任命主教和神父的权力窃为己有。每当有人向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提及神圣的宗教法庭以及法庭的土牢和众多刑室时，他们就会做噩梦。此外，他们还不断听到一些同样骇人的传闻，诸如一群残暴的荷兰新教徒如何抓住十多个弱不禁风的老教士，将其中坦白了不同信仰的人绞死——这么做仅仅为了逗乐取笑而已。不幸的是，这两个敌对的派别刚好力量相当，否则一场战斗便会迅速决出雌雄。现在，它却牵累了差不多有八代人，且情况之复杂，决非只言片语能讲得清，我只能扼要叙述，欲知详情，你可以去读宗教改革史。
新教伟大的改革运动后，接踵而至的便是教会内部的一场彻底改革。那些教皇们充其量只是个不彻底人道主义者，似懂非懂的希腊罗马古董商。他们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些严肃刻板的人。他们每天工作22个小时，应付那些交给他们的神圣事务。
修道院里漫长而又抑郁的幸福生活终告结束。教士和修女们不得不闻鸡起舞，研究先哲的著作，照料病人，抚慰行将就木之人。宗教法庭时刻监视着，惟恐有危险的教义印刷传播。通常，在这里我们总是提到被关进牢房的可怜的伽俐略。他太不谨慎，用他那架可笑的小望远镜来解释宇宙，并暗地里发表了完全与教会正统观念背道而驰的关于行星运行的观点。但是，这里应为教皇、僧侣和宗教法庭说句公道话。必须指出的是，新教徒也和天主教徒一样视科学和医学为敌人。他们视探究事物本质的人为人类最危险的敌人，在这方面，他们和天主教徒表现了同样的愚昧和不宽容。
说到加尔文，这位伟大的法国革新家、日内瓦政治上、精神上的霸主，他不仅帮助法国当局试图将迈克尔·塞维图斯（西班牙神学家和医生，因给第一位伟大的解剖学家贝塞留斯当助手而闻名）绞死，而且当塞维图斯好不容易从法国越狱逃到日内瓦时，加尔文却将这位才华横溢的人投入大牢。在经历了漫长的审判之后，塞维图斯竟被以异端邪说的名义处以了火刑，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声誉被践踏了。
宗教之争就这样进行着，对此我们鲜有可靠的资料。但总的来说，新教徒比天主教徒更早对此感到了厌倦。况且，因宗教信仰而被处以火刑、绞死及砍头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都是一些诚实的人，他们成了大权在握却严厉冷酷的罗马教会的牺牲品。
因为“宽容”（等你们长大后请谨记）这个词是近代刚有的，甚至我们所谓的“现代人”，也只能对那些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事情表示宽容。例如他们对一个非洲土著豁达大度，不在乎他是佛教信徒还是伊斯兰教信徒，因为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罢，都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是，当他们听说他们相信高保护关税的共和党人邻居已经加入了社会党，并且现在想废除全部关税法律时，他们就难再宽容了。这就像17世纪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听说他最尊敬、最挚爱的好友成为新教（或天主教）可憎的异端的牺牲品时难以宽容一样。他们所使用的谴责言辞几乎都一模一样。
就在前不久，“异端邪说”还被看做一种疾病。如今，当我们看到有人忽视个人和家庭清洁，使自己和孩子们染上了伤寒或其他可以预防的疾病时，我们便报告卫生局，卫生局官员会请警察协助他们赶走这个对整个社区构成威胁的人。在16、17世纪，一个异教徒，不论其是男是女，只要他（她）公开置疑创立新教和天主教的基本教条，他（她）就会被视为比伤寒菌携带者更为危险的人物。伤寒病可能（的确有可能）摧残一个人的肉体，而在他们看来，异端邪说无疑会危及人们不朽的灵魂。因此，所有理智的善良市民都有责任向警察检举这些既定秩序的敌人。那些不这样做的人就会像发现了房客患有霍乱或天花而不向邻近的医生报告的现代人一样，应该受到谴责。
未来岁月里，你会听到许多有关预防医学的事，所谓预防医学就是医生们不等他们的病人得了病才采取治疗措施。而是相反，他们研究患病者完全健康时的生活状况。通过清除垃圾，指导饮食，告知应避免的事项，讲解个人卫生要点等措施清除所有致病因素。这些好心的医生甚至到学校里教孩子们如何使用牙刷，如何避免患感冒。
16世纪（正如我试图显示给你的那样）认为与危及灵魂的疾病相比，肉体的疾患倒还在其次，此时形成了一整套精神预防医学方法。孩子长到能识文断字时，就要接受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信仰教条的教育。这倒间接地对欧洲人的全面进步是一件好事，在信仰新教的土地上，不久就遍布学校。他们用大量宝贵时间来阐发教义，除神学外，一些其他知识他们也有所讲授。他们鼓励人们读书，为印刷业的繁荣尽了一份责任。
然而天主教徒也决不示弱，他们倾其大量时间考虑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教会在耶稣会制订的戒律规则中找到了宝贵的朋友和同盟军。耶稣会这个著名组织的创建者是一位西班牙士兵。他在皈依宗教之前，曾过了一段罪恶放荡的冒险生活，因而感到自己一定要为教会作出贡献。这正像先前许多罪人一样，由救世军为他们指明所犯的错误，然后他们尽其余生去完成扶助和安慰那些更为不幸的人的使命。
这个西班牙人的名字叫伊格纳修斯·德·洛约拉。他生于发现美洲的头一年。他曾受伤致残，一生跛足。在他住院期间，他看到了向他显灵的圣母和圣子，吩咐他要弃恶从善。于是他决意朝拜圣地，完成十字军的使命。但在拜访了耶路撒冷后，他悟到自己不可能担当此任，于是便返回西方，为反对路德异端的战斗助一臂之力。
1534年他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士学习时，联合其他七名学生，组织了一个兄弟会。八人彼此发誓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汲汲于财富而渴求正义。他们要将全部肉体和灵魂都奉献给教会。几年后，这个小小的兄弟会发展成了一个名叫耶稣会的正规团体，得到了教皇保罗三世的首肯。
洛约拉曾是个严守纪律的一介武夫。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是耶稣会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对教育的看法独具慧眼。在被允许与学生单独谈话前，他们首先使自己的教师受到极完备的教育。他们与学生们朝夕相处，与学生们共同做各种游戏，百般慈爱地呵护着学生。结果，他们培养出忠于天主教信仰的新一代人。这一代人和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一样，严肃认真地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
然而，精明的耶稣会并不在穷人的教育上花费精力。他们出入有权有势的宫廷，甘为未来帝王的私人教师。此中深意，在下面我给你讲30年战争时，你便会明白。但在这场可怕的宗教狂热最终爆发前，还有不少其他事件值得交代。
查理五世去世后，由其弟费迪南统治德意志与奥地利，其他属地西班牙、荷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则悉数归其子菲利普所有。菲利普是查理与他的嫡亲表妹，一位葡萄牙公主所生。这种近亲结合所生的孩子很容易精神不正常。而菲利普的儿子、不幸的唐·卡洛斯（后经其父的准许，将其处死）也是神经兮兮的。菲利普倒不太疯傻，但他对教会的热情已与宗教狂相差无几。他坚信上帝委任他为人类的救星之一。因而，不论是谁，只要他胆敢违背陛下的旨意，无疑表明他自己与人类为敌，必须将他斩草除根，以防他毒害邻居们虔敬的灵魂。
西班牙当然是个民康物阜的国家：新世界的所有金银都流向卡斯蒂利和阿拉贡的国库。然而她也饱受一种奇特的经济创伤之苦。西班牙的农民勤劳能干，妇女们更能吃苦耐劳。但达官贵人除了加入海陆军或出任公职外，根本看不起其他任何形式的劳动。至于摩尔人，原是些非常能吃苦的手艺人，但很久以前就被逐出了祖国。结果，西班牙这个世界上的金银库，却依然一贫如洗，因为必须将所有钱财送往国外，以交换小麦和其他西班牙人不愿意生产的必需生活用品。
作为16世纪最强大国家的统治者，菲利普的财政收入依赖于对贸易繁荣、熙来攘往的荷兰的横征暴敛。但这些怫兰芒人与荷兰人虔诚地相信路德和加尔文教义，他们将教堂中的图画及圣像一扫而光，并告知教皇他们不再承认他为宗教首领，而打算把自己的良心和新译的《圣经》作为行动的指南。
切断防护堤以营救莱顿城这将国王置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其荷兰臣民的异端邪说是他决不能宽恕的，但他又需要他们的金钱。如果允许他们成为新教徒，不有所行动地去拯救他们的灵魂，那么他将会对上帝失职。若是派宗教法庭君临荷兰，将其臣民处于火刑，则又将流失大部分进项。
他首鼠两端，犹犹豫豫了很长时间，尝试着恩威并用，宠辱兼施。荷兰人依然桀骜难驯，继续唱他们的赞美诗，倾听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牧师们讲经布道。出于无奈，菲利普派“铁腕人物”阿尔巴公爵前往，以使这些冥顽不化的人俯首称臣。阿尔巴首先将他到达前没有明智逃离的宗教首领砍头。1572年（即法国的新教领袖在可怖的圣巴瑟洛缪之夜全部被杀的那一年），他攻克了几座荷兰城市，大开杀戒。翌年，他又围攻荷兰的制造业中心莱顿城。
此时，荷兰北部的七个小省份结成所谓的“乌得勒支联盟”来反抗西班牙人。他们公推曾任查理五世私人秘书的德国人——奥兰治的威廉为他们的军事首领，兼任以“海上的乞丐”闻名的那群海盗的总指挥。为了挽救莱顿，威廉破堤放水，形成一个浅水内海。他使用敞舱驳船和平底驳船，在泥泞中靠划，靠推，靠拉，终抵城下。靠这样一支奇特海军的帮助，威廉解莱顿城于倒悬。
西班牙国王无坚不摧的军队史无前例地遭到了惨败，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新教势力重又信心百倍。菲利普为征服他的叛民，又出新招。他雇佣了一个贫穷而又愚蠢的狂热者刺杀了奥兰治的威廉。但是，领袖之死并未使七省人民退缩，反而使他们群情激愤。1581年，荷兰国会（七省代表会议）在海牙举行，庄严宣告脱离“邪恶的菲利普王”，并由他们自己担当起到那时为止一直被“受上帝恩赐的国王”所授予的领导重任。
在为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中，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比起签订大宪章而告终的贵族起义，更是跨出了一大步。这些自由民说，“在国王与臣民之间有一种默契，双方既应承担某些责任，又应履行某些义务。如果一方爽约，另一方有权认为契约终止”。国王乔治三世的美洲臣民在1776年下了相同的结论。但他们之间相隔有三千英里的海洋，荷兰国会是在西班牙震耳的枪声中，以及在害怕西班牙舰队报复的焦虑不安中作出决定的（这意味着一旦失败将慢慢死去）。
当时风传西班牙有一支神秘的舰队打算征服荷兰与英国，当信仰新教的伊丽莎白女王继承了天主教徒“血腥的玛丽”王位时，这些传闻已不再是什么新闻。多少年来，海边的水手们口耳相传，到了17世纪80年代，谣传已被证实并非空穴来风。据曾光顾过里斯本的领航员们说，在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各个码头，均在建船造舰。在荷兰南部（在比利时），帕马公爵正在招兵买马，组织一支远征军，一旦舰队到达，准备从奥斯坦德奔赴伦敦及阿姆斯特丹。
1588年，威名远扬的无敌舰队启锚开航，向北进发。但一支荷兰舰队已将佛兰芒沿岸港口封锁，英国人也在英吉利海峡严阵以待。在风暴交加、阴霾密布的气候里，习惯了南部水域风平浪静的西班牙人已全然不知如何航行。至于无敌舰队在受到敌船及暴风雨的夹击下命运如何，我无须多言。只有几艘船只绕道爱尔兰后侥幸逃脱，其余船只全部沉于北海海底。
来而不往非礼也。这时，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将战火燃至敌方领土。在17世纪末，为葡萄牙人卖命的荷兰人豪特曼，最终靠着林斯科顿写的一本小册子发现了通往印度及其岛屿的航道，结果，建立了盛极一时的荷属东印度公司，从而全面爆发了对葡萄牙、西班牙在亚非两洲殖民地的严酷战争。
正是在殖民地征服的早期，在荷兰的法庭上审理了一桩很有意思的案件。早在17世纪初叶，一个名叫范希姆斯克尔克的荷兰船长曾率领一支探险队试图发现通往印度诸岛的东北方航道，在新泽勃拉岛上结冰的海岸边挨过了一个冬天，并在马六岬海峡俘获了一艘葡萄牙船只，因而名扬天下。你一定会记得，教皇曾将世界划分为相等的两份，一归西班牙，一归葡萄牙。印度群岛周围的水域被葡萄牙人视为他们理所当然的财产，而且，他们当时并未与荷兰七省联盟交战，于是他们此时宣称，一个荷兰私营贸易公司的船长无权进入他们的领土，盗劫他们的船只。于是他们诉诸法庭。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经营者们聘请了一个叫 格劳秀斯的出色的年轻律师，为这件案子出庭辩护。他的辩护语惊四座。他认为，所有来往者都可自由地在海洋上航行。在陆地发射的炮弹所能及的范围之外，海洋就是（根据格劳秀斯的理论），也应该是准许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船只自由来往的公海。这是第一次在法庭上有人公开提出这一学说，的确令人震惊，因而招致所有其他航海界人士的反对。为了抵消格劳秀斯著名的“自由海洋”或“公海”辩护学说的影响，英国人约翰·塞尔登写出了他著名的关于“领海”或“封闭海洋”论文。这篇文章论述了一个主权国家拥有对其周围的海洋可视为应有领土的自然权力。我之所以在此提及这一问题，是因为在上一次大战中，曾为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和混乱。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西班牙与英国、荷兰之间的战争吧。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最重要的殖民地如印度及其群岛、好望角、锡兰以及中国海岸，甚至日本，都被新教徒所掌握。1621年新建的西印度公司占领了巴西，并在北美洲的哈得逊河口建立了一个名叫新阿姆斯特丹的据点。这条河是亨利·哈得逊于1609年发现的，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
这些新殖民地使英荷两国陡然暴富。他们甚至有钱雇佣外国士兵为他们在陆地作战，而他们自己则专心致志地从事商业与贸易。对于他们来说，新教徒的抗争意味着独立与繁荣。但在欧洲的许多其他地区，却意味着无休止的恐怖。与之相比，上一次战争就像一群善良的的孩子们一次自由自在的野游。
30年战争始于1618年，于1648年以签订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完全是一个世纪以来日积月累的宗教仇恨的必然结果。正如我所述及的，这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双方大动干戈直至精疲罢战。
在差不多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战争使得欧洲中部的许多地区一片狼藉，饥民与更加饥饿的野狼争夺一具马的尸体。六分之五的德国村镇惨遭毁弃，巴拉丁地区遭劫掠竟达28次。1800万的人口也锐减至400万。
相互仇视之风几乎是从哈布斯堡王朝的费迪南二世当选为皇帝开始的。他是耶稣会精心调教的产物，是教会最忠诚驯顺的信徒。年轻时，他曾发下宏愿，要在他的领土内根除一切宗派和异端，他尽心竭力实现诺言。当选的前两天，他的主要对手弗雷得里克，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婿，坐上了波希米亚国王的宝座。这与费迪南的意志直接违迕。
哈布斯堡的大军立即进军波希米亚，年轻的国王只能单枪匹马地与这个来势汹汹的敌人周旋。荷兰共和国本想仗义襄助，但荷兰当时正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族进行着殊死决战，因而心有余而力不足。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更热衷于在国内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威，不愿为了远方的波希米亚付出人力、财力进行一次无望的冒险。巴拉丁的选帝侯在经过数月的抵抗之后，终于被赶出家园，其领土落入了巴伐利亚天主教王室之手。于是，一场大战烽烟再起。
随后，哈布斯堡王朝大军在蒂利和沃伦斯坦的率领下，一路攻伐，打进德国新教区，直抵波罗的海沿岸。一个天主教的邻邦对新教国家丹麦王国来说是个心腹大患。克里斯琴四世想趁敌方立足未稳、羽翼未丰时将其扼杀。于是，丹麦军队开进了德国，然而却铩羽而归。沃伦斯坦的军队斗志旺盛，连战连捷，乘胜追击，迫使丹麦求和。只有一座波罗的海城镇施特拉尔松仍在新教徒手中。
瑞典国王瓦萨王朝的居斯塔夫·阿道尔丰斯1630年初夏在施特拉尔松登陆，他曾因抵抗俄国人入侵、保家卫国而闻名遐迩。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新教徒君主，居斯塔夫·阿道尔丰斯企图使瑞典成为北方大帝国的中心。他在欧洲各新教徒君主中颇有人缘，被尊为路德教派事业的大救星。他击溃了不久前对马格德堡居民大开杀戒的蒂利。随后，他的部队开始长途跋涉，穿过德国腹地，企图到达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属地。由于其背后受到天主教徒的威胁，居斯塔夫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在吕茨恩将哈布斯堡主力部队打败。不幸的是，瑞典国王由于与他的部队走失而被杀，但哈布斯堡的势力也已元气大伤。
费迪南天生狐疑多端，马上开始对他的臣仆不信任了。他的总司令沃伦斯坦在他的授意下被害。这时，统治法国的信天主教的波旁王朝由于痛恨他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闻讯后便与信奉新教的瑞典人结盟。路易十三的军队攻入德国东部，瑞典将军班奈和威玛大开杀戒，抢夺并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财产，法国的都伦和康代也不甘落后，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发战争财使得瑞典人名声大噪，引得丹麦人妒意大发。由于新教徒的瑞典人与天主教的法国人结盟，同样信奉天主教的丹麦人即向瑞典人宣战。而法国的政治领袖黎色留主教又在前不久剥夺了胡格诺教派（或法国新教徒）在1598年由《南特法令》所获准的公开礼拜的权利。
经历了这样一场不幸的战争，到了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终告结束时，各方仍一无所获。天主教国家仍笃信天主教，新教国家仍信奉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等教派的教义。瑞士与荷兰等新教国家被公认为是独立的共和国。法国仍保留梅斯、图尔、凡尔登等城市及阿尔萨斯的一部分。神圣罗马帝国已是外强中干，有名无实了，人力和财力枯竭耗干，希望和勇气也丧失殆尽。
30年战争得到的唯一好处是有了反面教训，它使天主教及新教徒都不愿再兵戎相见，因而他们也就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感情和神学仇恨在世上从此消失。相反，天主教与新教间的争端虽告平息，但新教不同派别间的争论却有增无减。在荷兰，有关宿命论的本质的不同意见（在你曾祖父这一代人的眼中，这是一个极端重要而又深奥难解的神学观点）导致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以奥登巴尼维尔特的约翰被斩首而告结束。约翰是荷兰政治家，在荷兰独立的头20年，曾对共和国的成功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在创建东印度公司上亦展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在英国，则由于积怨甚深，爆发了内战。
但在我向你讲述这场导致欧洲国王通过法律程序第一次被处死的骚乱之前，有必要先谈些英国的过去的历史。在本书中，我试图告诉你的，只是那些有助于了解当今世界局势的历史大事。如果没有提到某些国家，其原因并非是我私下里有三六九等之分。我希望能将挪威、瑞典、塞尔维亚和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你，但这些国家对16、17世纪欧洲的发展影响甚微，所以原谅我一带而过。但英国所处的地位却有所不同。在过去五百年间，这个小岛上人民的一举一动影响着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历史进程。如果你没有英国历史的背景知识，你就会对当今报纸上的世界大事不甚了解。因而你有必要知道英国是怎么发展成为一个立宪政府的，而当时欧洲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仍由专制君王所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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