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将人类的进步最确切地比做一个庞大的钟摆，它永远不停地前后摆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宗教漠然，热衷于文学与艺术；但在接踵而至的宗教改革时期，人们对文艺冷淡了，却对宗教充满了热情。
你肯定听说过宗教改革，进入你脑海的该是一群人数虽少却勇气百倍的清教徒，为了寻求“宗教崇拜的自由”而远渡大洋。随着时间的流逝，宗教改革语义含混地变成了“思想自由”理念的代名词。马丁·路德走在这个进步运动的最前列。但是当历史不仅仅是对我们光荣的祖先的一连串溢美之辞时，用德国史学家朗克的话来说，我们就得努力发现一下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此一来，大部分历史就会显得大大不同。
在人类生活中，很少事是绝对好或绝对坏的。很少事是黑白分明的。一个忠实的编年史家的职责就是将每一历史事件所有好坏两个方面作一个真实的记录。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各有所好，各有所恶，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做到公道持平，切莫让我们的偏见太多地影响我们。
就拿我来说吧，我是在一个纯粹的新教国家的新教中心成长起来的。在我12岁以前，从未看见过任何天主教徒。当我碰见他们时，我感到心里很别扭，多少有点战战兢兢。我听说过关于几千人被西班牙宗教法庭绞死、烧死、分尸的传说。这是阿尔巴公爵为惩罚荷兰人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异端”而干的。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事实，而情景历历在目，恍然如昨。这一切当然有可能卷土重来，也许还会有另一个圣巴瑟洛缪之夜 。我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将会穿着睡衣被杀害，尸体被抛出窗外，就像发生在尊贵的柯利尼将军身上的那样。柯利尼将军是法国海军上将，宗教战争初期胡格诺派的领袖，在大屠杀之夜，就是被从窗口扔下的。
很久以后，我在天主教国家生活了多年，我发现这里的人民更加亲切，也更加宽容，且和我过去国家的人民一样聪明。令我大为惊奇的是，我开始发现，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各有各的道理。
当然，16、 17世纪善良的人们实际经历了宗教改革的全过程，他们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总认为自己什么都对，敌人则什么都不对。问题在于是你绞死别人，还是别人绞死你。双方都愿意绞死别人。这既非不人道，也不必遭人谴责。
1500年是一个很容易记住的年代，它是查理五世出生的那一年。当我们回望这一年时，我们会看到：中世纪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已被几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国整饬下的秩序井然所取代。在所有这些国王中，最有势力的是查理大帝。此时，他还是个摇篮中的孩子。查理大帝是哈布斯堡王族最后一个骑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勃艮第大公，勇敢者查理的女儿玛丽的孙子（勇敢者查理雄心勃勃，赢得了对法战争后，被瑞士的独立农民所杀），他又是菲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外孙。因此当查理还是个孩子时，就继承了世界版图的大部分土地，这是他的父母、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叔伯、堂兄弟和姑妈等在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以及这些国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捉摸不定的命运常常戏弄人。他出生于法兰德斯王公的城堡，这座城堡在当初德国占领比利时的时候曾用作囚牢；尽管他是西班牙的国王和德意志的皇帝，但所受的却是佛兰芒人（荷裔比利时人）的教育。
因为他父亡（据传是被毒死的，但未被证实），母疯（她带着已故丈夫的棺柩在他的领土上旅行），他受到了姑妈玛格丽特的严束管教。他不得不统治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以及一百多个异族，但他却成长为一个佛兰芒人，天主教教会的忠实信徒。同时，他也十分反感宗教的不宽容。他懒惰成性，孩提时如此，成人后依然。天降大任于斯人，要他在世界上发生宗教狂热的骚乱中统治世界。他常是匆匆地从马德里赶赴因斯布鲁克，又从布鲁克直奔维也纳。他热爱和平与宁静，却总是置身于战乱纷争中。他对人类如此多的仇恨和愚蠢厌恶至极，我们看到他在55岁的时候已不再理睬这个世界。三年之后，他心力交瘁，绝望而死。
关于查理，就讲这么多。当时世界第二势力教会的情况怎样呢？进入中世纪以来，教会就开始征服异教徒，给他们展示虔敬正直的生活带来的种种益处。此刻，教会已今非昔比。首先，教会现在富得流油，教皇不再是一群低贱的基督徒的牧羊人。他住在巍峨的宫殿里，周围尽是些画家、音乐家和著名文人。他的大小教堂里挂满了新奇的圣像，画中的圣徒很像希腊诸神。。在国事和艺术之间，教皇所花时间并不均等。他用10％的时间治理国家，而把90％的时间花在赏玩罗马的雕像、新出土的希腊花瓶上，或者花在设计新的夏日别墅，排练一出新戏上。大主教和枢机主教效法教皇，主教又竭力仿效大主教。然而乡间的神父依然恪尽职守，远离邪恶的世界和异教徒对美和享乐的热爱。某些修道院中的僧侣看来已忘记了当初立志过贫困、简朴生活的旦旦誓言，只要不过分地激起公愤，他们就胆大妄为，恣意寻欢作乐。乡间神父对这样的修道院避之不及。
最后，再来看看老百姓。他们也过得比以前好多了。他们更加富足发达，房子比以前更好，孩子们也进入更好的学校学习，城市变漂亮了。他们有了火器，便能与过去的敌人，多少年来对他们的贸易课以重税的诸侯强盗相匹敌。关于宗教改革的主要角色，我就向你讲这么多吧。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文艺复兴对欧洲有什么影响，然后你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学问和艺术的复兴必然带来对宗教兴趣的复兴。文艺复兴始于意大利。从那里，它传到法兰西。但在西班牙却并不成功。因为与摩尔人五百年的战争使西班牙人思想狭隘，对一切宗教事物迷狂盲从。文艺复兴的范围逐渐扩大。当它越过阿尔卑斯山后，情形为之大变。
生活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北欧人的人生观与南欧的邻居们迥然不同。意大利人生活在阳光明媚的户外，对于他们来说，欢笑、歌唱、逍遥快活，一切都那么轻松自在。德国人、荷兰人、英国人和瑞典人则多半窝居室内，听着雨水拍打着他们舒适小屋紧闭的窗户。他们不苟言笑，较之常人，他们对待各种事物比较严肃认真。他们时刻都能意识到自己不朽的灵魂。他们从不喜欢拿他们认为神圣的和庄严的事情开玩笑。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方面，诸如书籍、古代作家的研究、语法学、教科书等激起他们莫大的兴趣。但是全盘回到希腊和罗马的古老异教文明，却使他们惊恐不已。
可教皇制度和红衣主教团几乎清一色地由意大利人组成，他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开心的俱乐部。在这里，他们讨论艺术、音乐和戏剧，却绝口不提宗教。于是，严肃刻板的北方同较为文明但却吊儿郎当、麻木不仁的南方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看来好像没有人意识到威胁着教会的危险。
还有几个次要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宗教改革发生在德国，而非英国和瑞士。德国人对罗马人心怀不满由来已久。皇帝与教皇无休止的争吵使双方备受煎熬。在其他欧洲国家，政权掌握在一个强大的国王手中，统治者便能时常庇护其子民免遭主教贪欲的侵害。在德国，“影子皇帝”管辖着一群桀骜不驯的王公贵族，善良的市民直接仰仗主教和教士的鼻息生活。这些高僧大德设法聚敛大笔钱财以资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所喜爱的那些巍峨堂皇的大教堂。德国人则感到自己受了骗，自然心怀不满。
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提及的事实：德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在北欧，书不值钱。《圣经》不再是只有神甫才能够拥有和解释的神秘的手写本了。它已经成为许多父子皆精通拉丁文的家庭中必置之书。现在整个家庭都开始阅读《圣经》，而这原本是违背教会清规戒律的，他们发现，神父给他们所讲的许多事情与《圣经》原文不尽相同。这招致了怀疑。人们开始不断发问，倘若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
攻击是以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向僧侣发难而开始的。在内心深处，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是非常尊重和敬仰教皇的，不愿把攻击的矛头直指这位最神圣的人物。但是，在高墙的庇护下，丰衣足食的修道院里生活着一群懒怠而又无知的僧侣，他们却是不可多得的戏弄对象。
让人惊奇的是，这场战争的主帅居然是教会忠心耿耿的信徒。他原名杰拉德·杰拉德佐，通常称做伊拉斯谟，原本是个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穷小子，曾就读于德文特的拉丁学校——坎普滕的托马斯也曾毕业于此。后来他成为一名神甫，有一段时间就住在修道院里。他周游各地，将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当他刚开始写小册子的时候（今天，他或许被称为社论作家），刚刚面世的以《无名小卒的信札》为题的一系列佚名书信，令全世界为之捧腹。在这些信中，中世纪晚期的僧侣愚蠢和傲慢的丑态毕现毕露。它用奇特的德语——拉丁语写的打油诗，有点像现行的五行滑稽诗。伊拉斯谟本人是个学识渊博，严谨认真的学者，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将修订了的原始希腊文本《新约圣经》翻译成了拉丁文，给了我们第一个可信的拉丁文本。但是，和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他也相信“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面带笑容地宏扬真理”。
1500年，在英国拜访托马斯·摩尔爵士期间，他花了几个星期写了一本很逗乐的小册子，名曰《愚人颂》。在书中，他用所有武器中最危险的一种——幽默来抨击僧侣和盲目的追随者。它在16世纪销路很好，后来几乎被译成所有文字。这本书也使人们开始注意伊拉斯谟的其他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倡导对教会的诸多弊端进行革新，呼吁人文主义者同仁们帮助他完成促使基督教信仰再生的重任。
但是，这些美好的计划未能兑现。伊拉斯谟太理智了，太宽容了，不能取悦于大多数教会的敌人。他们正期待着一个更加坚强的领袖。
这个人终于来了，他就是马丁·路德。
路德是德国北部的一介农夫，绝顶聪明，具有百倍的勇气。他被授予爱尔福特的教职，是萨克森省圣多明我会的重要人物。后来，他又担任维腾堡神学院的教授，开始向家乡萨克森漠视宗教的农家子弟讲解《圣经》。他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研究《新旧约圣经》的原文。不久，他发现教皇和主教的布道同耶稣基督原来的圣训大不相同。
1511年，他出公差到了罗马。当时，波吉亚家族的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曾为自己和儿女捞取好处、暴敛财富的教皇已经死了。他的继任者尤里乌斯二世的个人品性无可挑剔，但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打仗和建筑教堂上，他的悯诚并未给这位一丝不苟的德国神学家留下什么印象。路德非常失望地回到维腾堡，然而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尤里乌斯教皇把建造宏伟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希望寄托在他无辜的继任者身上。修建伊始，就需要修理了。亚历山大六世倾其教皇国库的所有钱财大兴土木。1513年利奥十世继尤里乌斯为教皇时，财政已行将破产。他又祭起了过去筹集现款的老法宝，开始出卖“赎罪券”。所谓“赎罪券”就是用一定数量的钱换一张羊皮纸，允诺罪人可以减少死后呆在炼狱里的时间。按照中世纪后期的教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事。教会既然有权宽恕那些在死前真正忏悔的人，它当然也有权利通过向圣徒代为祈祷而缩短其灵魂在阴森的炼狱里受罪的时间。
不幸的是，这些赎罪券必须掏钱来买。不过这的确是一个便捷简单的赚钱的好办法。况且，对那些穷得掏不起钱的人还可以免费发放。
在1517年，萨克森地区的赎罪券专卖权给了一个叫约翰·特茨尔的多明我派僧侣。这位约翰老兄是个强买强卖的推销员，老实讲，他的确有点太着急了，他的经营之道激怒了这块小公爵领地上虔敬的居民。而路德原本是个本本分分的人。他勃然大怒，以致做出鲁莽的举动。1517年10月31日，他走到维腾堡的宫廷教堂的门前，在门上贴出一张写着95条论纲的纸，反对教会销售赎罪券。这些论纲是用拉丁文写的。路德无意引起骚动，他并不是革命者。他只是反对赎罪券制度，并希望他的教授同仁理解他的初衷。这原是教士和教授阶层之间的私事，本不会引起世俗公众的成见。
不幸的是，那时，整个世界已开始对当代宗教事务发生兴趣，要想讨论点问题而不马上引起思想上的严重混乱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欧洲都在议论萨克森神父的95条论纲，每个人都要决定自己站在哪一个阵营中。即使默默无闻的神学小人物也必须明确表态。教皇当局为之震惊。他们命令这位维腾堡教授前往罗马，解释其所作所为。机智的路德想到了胡斯的遭遇，他留在了德国，于是被开除教籍。路德当着支持他的群众的面，将教皇的敕令付之一炬。从此，他和教皇之间已不可能重归于好。
路德成了满腹牢骚的基督徒大军的领袖，尽管这并非出自他本人的意愿。德国爱国者乌利奇·冯·胡顿匆匆赶来保护他。如果当局试图囚禁路德，维腾堡、爱尔福特、莱比锡等大学的学生愿意为其辩护。萨克森选帝侯再三向他们提供保证，只要路德待在萨克森领土上，无人能降祸于他。
所有这些发生在1520年。这一年查理五世刚好20岁。作为半个世界的统治者，他必须同教皇融洽相处。在莱茵河畔风景优美的城市沃尔姆斯，他召集了全体国民大会，命令路德到会解释他这种反常的行为。路德这时已成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了。他同意前往。在会上他拒绝收回他所说的和所写的哪怕是一个字。他的良心只受上帝旨意的支配，他为良心而活，也要为良心而死。
沃尔姆斯会议经过相应的审议后，宣布路德是一个在神和人面前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禁止所有德国人给予他吃喝和庇护，禁止人们阅读这个卑微的异端分子所写的著作，哪怕是只言片语也绝对禁止。但是，这位伟大的改革家却平安无事。德国北方的大多数人民都谴责这项敕令是一件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文件。为了更加安全起见，路德被藏在隶属于萨克森选帝侯的华特堡城堡。在那里，路德公然向教皇的权威挑战，将全部《圣经》译成德语，使所有德国人民都能亲自阅读和理解上帝所说的话。
到了这个时候，宗教改革已不仅仅是精神的或宗教的事了。那些仇视现代教堂美丽的人们利用这一混乱时期来袭击和毁坏他们既不懂得欣赏因而也不喜欢的教堂。贫穷的骑士们试图夺取修道院的属地以弥补过去的损失。心怀不满的王公们趁皇帝缺位之机加强自己的权势。饥肠辘辘的农民则在半疯半傻的煽动家的领导下，抓住这一时机来袭击自己主子的城堡，并满怀着过去十字军的热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突如其来的骚乱横扫整个帝国。一些王公成了“新教徒”（意为跟从路德“抗议”的人），他们就打击天主教的臣民。其他的王公仍信天主教，就绞死他们的新教臣民。1526年的斯贝雅会议打算解决臣民的忠诚问题。它规定“所有臣民必须同他们的王公贵族信奉同一教派”。这使得德国变成了一个其上有着上千个敌对的小公国和小侯国的犬牙交错的棋盘，此种有碍政治正常发展的局面一旦形成，就延续了好几百年。
1546年2月，路德辞世，并被葬在他29年前宣告他著名的反对销售赎罪券的那个教堂内。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文艺复兴时期对宗教漠不关心、戏耍、嘲弄的世界已经转变为宗教改革时期反驳、争吵、诽谤、争执成风的世界。帝国突然崩溃，整个西欧变成了一个刀光剑影的沙场：新教徒同天主教徒在那里为了宏扬各自的某些神学教条而杀得你死我活。这些神学教条对现代人来说，犹如古代伊特斯坎人的神秘铭文一样令人难以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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