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再一次感到高兴——仅仅因为他们还存活着。他们试图拯救罗马和希腊古朴宜人的文明遗迹。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如此自豪，故而称之为文艺复兴，或文明的新生
文艺复兴是一种精神状态，而非政治或宗教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依然是教会母亲温顺的儿子。他们做国王、皇帝和公爵的顺民而没有怨言。但是，他们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他们开始穿不同的服装，说不同的语言，在与以前不同的房子里过着与过去不同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他们全部的思想和精力集中于在天堂里静待幸福永生的降临。他们试图在地球上建立他们的天堂，而且，老实讲，他们功绩卓著。
我一再告诫你要注意历史时期带来的危险。人们常过分囿于历史时期。他们把中世纪视作一个黑暗和愚昧的时期。钟表滴滴答答地述说着历史，文艺复兴开始了，城市和宫殿沐浴在对知识的好奇与渴求的明媚阳光下。
事实上，要划一条经纬分明的分界线是绝对不可能的。13世纪无疑是属于中世纪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一点。但是，它仅仅是一个黑暗和停滞的时期吗？当然不是。人们是生龙活虎的，他们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国家，发展了规模巨大的商业中心。在城堡塔楼和市政厅尖形屋顶上高高地耸立起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细长的锥形塔尖。世界到处充满了运动。市政厅里那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绅士们，由于刚刚获得的财富，这时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此时他们正在与他们的封建领主为更多的权力明争暗斗。行会的成员们也才刚刚意识到“人多力量大”这一重要事实，正在和那些市政厅里位高权重的绅士们较量。国王和他诡计多端的顾问们趁机浑水摸鱼，果然捉到不少欢蹦乱跳的鲈鱼，于是他们就当着这些吃惊沮丧的议员和行会弟兄们的面分享胜利的成功。
当夜晚昏暗的街灯已不再吸引人们争论政治与经济问题时，为了活跃气氛，消磨漫漫长夜，民谣歌手和游吟诗人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吟唱他们的浪漫之歌，——这些歌曲歌颂冒险，褒扬英雄，赞美对淑女的忠贞。与此同时，青年人无法忍受慢吞吞的发展，成群结队涌向大学，由此又演义出一番故事来。
中世纪是具有“国际精神”的。这听来颇为费解，但且听我慢慢道来。我们现代人是具有“民族精神”的。我们或是美国人，或是英国人，或是法国人，或是意大利人；我们说英语、或法语、或意大利语，我们上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大学。如果我们想要学习那些在别处才能学到的特殊技艺，我们就要学另外一种语言，到慕尼黑或马德里或莫斯科去深造。但13世纪或14世纪的人很少说他们是英国人或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会说：“我是谢菲尔德或波尔多或热那亚的公民。”因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教会，他们有某种兄弟般的契约关系。因为凡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说拉丁语，他们就学会了一种国际语言，从而消除了愚蠢的语言障碍。然而这些障碍在现代欧洲已经形成，并使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以伊拉斯谟为例，他是一个宽厚和快乐的伟大传教士，在16世纪著书撰文。他的家乡在荷兰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用拉丁文写作，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读者。如果他今天仍健在，他或许用荷兰文写作，那么只有五六百万人能够看他的书。为了让其他的欧洲人美洲人理解他，他的出版商不得不把他的著作译成20种不同的文字。这样做将会靡费钱财而出版商们很可能不愿自讨苦吃或甘冒风险。
六百年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大部分的人仍蒙昧无知，根本不能看书写字。但是，那些掌握了使用鹅毛笔这高难技艺的人属于国际知识界，这个知识王国遍及整个大陆，没有边界，也没有语言和国籍的限制。大学是这个王国的堡垒。与现代的防御工事不同，它们没有边境。只要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聚在一起，就算是建立学府了。这再次说明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时代有所不同。现在，创建一所新大学的过程几乎概无例外是这样的：某些富翁想要为他居住的社区行善事，或者某个宗教教派想建一所学校使他们的善男信女接受规范的管理；或者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或教师。开始时，大学都在银行里存入一大笔钱。这笔钱就用来建造教室、实验室和宿舍。最后宴请有专业知识的教师，举办入学考试，大学就鸣锣开张了。但是，中世纪的做法与此不同。一个睿智之士对自己说：“我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我必须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找到几个愿意洗耳恭听的人，他就开始吹嘘自己的智慧，就像当今站在肥皂箱上的演说者一样。假如他是个引人入胜的演说家，路人就会聚拢来伫足倾听。假如演说单调乏味，他们就耸耸肩，继续赶路。逐渐地，某些年轻人开始走时来聆听这位伟大导师的智语箴言，他们还带来了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和鹅毛笔，把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记录下来。某一天，下起雨来，老师和学生们便退回到地下室去，或到这位“教授”家去。老师坐在椅子上，年轻人席地而坐。这就是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教授和学生的混合体，“教师”就是一切，而校舍则无足轻重。
我现在举个例子来告诉你公元9世纪的有关情况。在靠近那不勒斯的一个叫萨莱诺的小镇上，有不少优秀的医生。他们对那些非常渴望学习医学的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就有了近千年历史的萨莱诺大学（直到1817年），这所大学讲授的是曾在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行医的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
后来还有布列塔尼半岛的年轻神父阿培拉德，他早在12世纪就开始在巴黎讲授神学和逻辑学。数以千计渴求知识的青年人蜂拥至法国城市听他传道解惑。一些不同意他的看法的神父也前来阐述他们各自的观点。来自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人群以及来自瑞典和匈牙利的学生在巴黎城里争吵不休，随处可见。于是在塞纳河的一个小岛上，一座古老的大教堂附近形成了著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有个叫格雷希恩的僧侣为那些必须了解教会清规戒律的人编写了一本教科书。来自欧洲各地的年轻牧师们和许多普通群众听格雷希恩阐述他的思想。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该市地主、小旅馆老板和房东老板娘的盘剥，他们组织了一个互助协会（或称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起源。接着，一场争端在巴黎大学骤起。我们不知它因何而起，但是一些愤愤不平的老师率学生跨过海峡，在一个名叫牛津的小村庄找到了仁慈友善的家园。著名的牛津大学就是这样开始的。同样，在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也四分五裂。心怀不满的教师（学生们再一次跟从）移师帕多瓦办学，这个城市此后以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而骄傲。自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遥远的波兰的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确实，这些早年的教授讲授的许多东西我们听来会深感荒谬，因为我们的耳朵早已灌满了对数和几何原理。但我要强调的是：中世纪——特别是13世纪并不是世界裹足不前的时期。年轻的一代生机勃勃，热情洋溢，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即使有点不好意思，也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文艺复兴就在这一片喧闹声中形成了。
但丁但是就在中世纪世界最后一幕落下之前，舞台上走来一个孤独的角色。关于他，你不能仅知道他的名字，还应该知道得更多些。这个人叫但丁，佛罗伦萨阿里基尔利家族中一个律师的儿子。但丁1265年出生，并在他祖辈的城市中长大成人，当时乔托正把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生平故事画在圣十字架教堂的墙壁上，但在他上学的路上，他经常看到一滩滩鲜血，令他大为吃惊。它讲述着教皇追随者奎尔夫派与皇帝支持者吉伯林派之间无休止的可怖的战争劫难。
但丁长大后，成为奎尔夫派的一名成员，因为在此之前他父亲已是该派成员，正如一个美国孩子，只因他的父亲恰好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他也就成为一个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但几年之后，但丁看到，除非意大利统一由一个领袖领导，否则它将作为上千个小城市互相倾轧嫉恨的牺牲品而濒于毁灭。于是，他转而加入了吉伯林派。
他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侧去寻求支持，希望有一个铁腕皇帝出来一统天下，重整河山。 他的希望落空了。在1302年，吉伯林党人全被赶出佛罗伦萨。从那时起直到1321年在拉韦纳破败的废墟中死去，但丁是一个无所依傍的流浪汉，靠富裕的保护人施舍的残羹剩饭果腹。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在诗人走投无路时行点善事的话，他们早就默默无闻了。在他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感到曾是家乡的一个政治领袖，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辩解。多少个日子里，他沿着阿尔诺河两岸辗转徘徊，希望能看上美丽的阿特丽斯·波提纳里一眼，在吉伯林灾难发生前的十多年，她作为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就已香消玉殒了。
但丁壮志满怀的事业失败了。他忠诚地为他出生的城市效劳，在一个贪赃枉法的法庭上他被控盗窃公款，如果他胆敢回到佛罗伦萨的范围之内，他将被判活活烧死。为了在良心和同时代人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但丁营造了一个幻想世界，不厌其详地描述导致他被击败的情况，并且描绘了贪婪、欲望和仇恨等令人绝望的恶劣品质如何把他美丽可爱的意大利变成了自私歹毒的暴君手下冷酷无情的雇佣军的战场。
他向我们叙述了1300年复活节前的星期四他是如何在一个密林中走失的，怎样遇见一头豹子、一头狮子和一只狼拦住了去路。在他为迷路而绝望时，忽然在树丛间闪现了一个白色人影。原来那是罗马诗人及哲学家维吉尔，受圣母玛利亚和比阿特丽斯·波提纳里的差遣来广施怜悯的，因为比阿特丽斯从高渺的天堂注视着她忠实情人的命运。随之，维吉尔领着但丁过阴曹，闯地府，层层深入，直至他们到达地狱最底层的十八层地狱，撒旦站在那里冻成永恒的冰块，四周还围绕着十恶不赦的罪人、叛徒和说谎的人，还有那些用谎言与欺骗捞取功名的人。但在这两个漫游者到达这一可怕的地点之前，但丁遇到了所有在他所钟爱的城市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各色人等。皇帝和教皇，鲁莽的骑士，叫苦连天的高利贷者全都麇集于此，命中注定要受永世的惩罚或者等待获救之日，那时他们将脱离炼狱升入天堂。
这是一个怪诞的故事，也是一部13世纪人们所做、所感、所惧、所求的包罗万象的手册。贯穿这部书始终的，是这个佛罗伦萨的孤独流亡者——绝望的阴影永远如影随形地笼罩在他周围。
看！当死亡之门将要向这位中世纪忧郁的诗人关上时，生命之门向一位将要成为文艺复兴先行者的婴孩豁然开启了。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阿雷佐小镇上一个公证人的儿子。
弗朗西斯科的父亲和但丁属于同一政党。他也曾遭流放，因此彼特拉克并非出生于弗罗伦萨。15岁时，他被送到法国的蒙彼利埃求学，以便子承父业，也成为一名律师。但这个孩子对当律师不感兴趣，他讨厌法律。他想做个学者和诗人——因为他想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愿望无与伦比。像所有意志坚强的人一样，他终于如愿以偿。他作长途旅行，在佛兰德斯抄写手稿，住在莱茵河沿岸的修道院，经巴黎，过列日，最终到达罗马。然后他住在沃克吕兹荒山间一个偏僻的峡谷里。在这里，他进行研究和写作，不久就以诗文和学问扬名于世，巴黎大学和那不勒斯国王都邀请他去给自己的学生和臣民传道授业。在他履新途中，他必须经过罗马，人们早已听说了他作为那些久已遗忘的罗马作家编纂者的大名，他们决定授之以荣誉，并在皇都的古老广场上把诗人的桂冠戴到他头上。
此后，他的一生便享有无穷无尽的荣誉与赞美。他写下了人们极欲听到的东西。人们已经腻味了神学争辩。可怜的但丁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地狱中遨游，但是彼特拉克写的是爱情、大自然和太阳，而绝口不提上辈人那些抑郁乏味的陈词滥调。当波特拉克来到一个城市，万人空巷，人民都涌出来去迎接他，把他作为凯旋的英雄一般。如果他正好带着他年轻的朋友说书人蒲伽丘，那就好得无以复加了。他们两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充满好奇心，愿意遍读天下书，钻进图书馆发霉的故纸堆中，希望有可能再发现一部维吉尔、奥维德、留克利息阿斯，或任何其他古代拉丁诗人的手稿。他们都是善良的基督徒。当然是。每个人都是。但没有必要只因为有朝一日你会死去，你就穿着邋遢的衣服走到哪里都哭丧着脸。生活是美好的。人生来就应欢乐。你想要证明这一点吗？很好，你就拿把铲子挖土吧。你会找到什么？美丽的古代雕像，美丽的古代花瓶，以及远古建筑的废墟。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曾经存在过的最强大的帝国的人民创造的。他们主宰全世界达千年之久。他们身体健壮，富有阔绰，又英俊漂亮（只要看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塑像就知道了）。当然，他们不是基督徒，也永远进不了天堂。他们充其量只能在炼狱中打发时光，但丁刚才还来拜访过他们呢。
但谁在乎这个呢？生活在像古罗马这样的世界里，对难逃一死的芸芸众生来说，已经是天堂了。无论如何，我们仅仅生存一次，就让我们仅仅为生存的欢乐而欢呼雀跃吧。
简言之，正是这种精神开始弥漫于众多的意大利小城市狭窄蜿蜒的街道。
你知道我们所说的“自行车狂”或“汽车狂”是什么意思。有人发明了自行车。千百年来人们缓慢而 又费力地跋涉于两地之间，现在面对着轮子迅速而又轻松地过山越坡的景象，他们欣喜若狂。后来，一个聪明的机械师造出了第一部汽车，没必要再在自行车踏板上蹬啊蹬啊的。你只需要坐好，让那一滴滴的汽油为你工作就行了。于是人人都想有一辆汽车，人人都在谈论罗尔斯——罗伊斯、福特、化油器、英里程和汽油。勘探队员深入到以前从不知道的国家的腹地，希望能发现新的油源。在苏门答腊和刚果出现了森林，可以供给我们橡胶。橡胶和石油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人们为了得到它们不惜兵戎相见。整个世界都为汽车疯狂，小孩子们在呀呀学语喊“爸爸”“妈妈”之前就能说“汽车”了。
在14世纪，意大利人为罗马被埋没的世界中新发现的美丽而狂喜不已。不久，西欧的人们也分享了他们的热情。一篇未知手稿的发现可以成为市民过节日的借口。一本语法书的作者就和现在一种新的火花塞的发明者一样广受欢迎。人文主义者——即把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人”（Homo）或人类研究的学者（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无结果的神学探索上），认为“人”应当得到比征服了所有食人诸岛的英雄所得到的荣誉和尊敬更多、更大。
在这个文化巨变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大有利于研究古代哲学家和作家的事件。土耳其人再次发动对欧洲的进攻。原罗马帝国最后遗迹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危在旦夕。1393年，皇帝曼纽尔·帕莱奥洛古斯委派伊曼纽尔·克里索罗拉斯到西欧解释古拜占廷帝国的危急情况，请求援助。但援助从未到来。罗马的天主教徒更愿意看到希腊的天主教徒受到邪恶的异端应受的惩罚。但不管西欧对拜占廷的命运多么漠然，他们对古希腊人却兴致盎然，希腊殖民者在特洛伊战争五个世纪后在博斯普鲁斯建立了这座城市。他们想学希腊文，以便拜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他们求学心切，但苦于没有书籍，没有语法，没有教师。佛罗伦萨的官员听到克里索罗拉斯造访的喜讯，该城的市民热切地要求学习希腊文。他愿意不吝赐教吗？当然啦， 这些年轻人沿路乞讨来到阿尔诺城，栖身于马厩或肮脏的阁楼上，只是为了学会动词“教”的变格，以便与索福克里斯与荷马为伍。
这期间，在大学中，老朽的经院学者仍在讲授他们古老的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解释《旧约》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讨论亚里士多德的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文本中的离奇的科学，他们先带着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冷眼旁观，然后怒火中烧；这事太过分了。这些年轻人不再光顾正规大学的演讲厅，而跑去听某个离经叛道的“人文主义者”关于“复活文明”的新奇理论。
经院哲学家跑到当局那里去抱怨。但谁也不能强迫一匹不想喝水的马去喝水，谁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听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经院哲学家很快就理屈词穷了。他们只在某些地方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他们与那些不愿看到别人享受幸福的狂热者联合起来，以增强力量。因为这些幸福对他们的心灵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伟大文艺复兴”的中心佛罗伦萨，新旧秩序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一个面色沉郁、对美好事物深恶痛绝的首领，勇敢上阵，日复一日地在费奥里马利亚宽敞的大厅里咆哮，狂喊着上帝圣怒的警告。“忏悔”，他吼道，“为你们的不敬神而忏悔！”他开始听到声音，看到天空中挥舞的火红利剑。他向小孩子们布道，使他们不至于误入导致他们父辈毁灭的歧途。他组织起一队队的童子军，虔诚地为他自诩是其先知的伟大的上帝服务。当狂想忽然袭来时，战战兢兢的人们保证苦修苦练，以为他们热爱美和快乐的邪恶行为赎罪。他们把他们的书籍、雕像和绘画全部带到集市上，高唱圣歌，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尽情地庆贺一番“虚荣的狂欢节”。而此时，萨佛纳罗拉把他的火炬投向成堆成堆的艺术珍品。
但是，当灰烬凉下来后，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损失。这种可怕的狂热使他们毁掉了他们钟爱的所有东西。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罗拉，他被投入牢狱，并受到酷刑折磨。但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悔过之心。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也试图过圣洁的生活。他愿意消灭掉那些有意与他的观点相左的人，他觉得他的责任就是无论在哪里，只要发现罪恶就立即将其铲除。在这位教会的忠诚的儿子眼中，喜爱异教徒的书籍和异教徒的美都是罪恶。但他一个人形单影只，与流逝的岁月作战。对他的窘境，罗马教皇袖手旁观，只手未伸。相反，当佛罗伦萨人把萨佛那罗拉拖向绞刑架绞死，并在人们的一片吼叫欢呼声中将他的尸体付之一炬时，教皇认可了“他的忠诚的佛罗伦萨人”的做法。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却是难以避免的。萨伏那洛拉如果生活在 11世纪，他会成为一个伟人，但在15世纪他只不过是一项失败事业的领袖而已。无论怎样，当教皇转变为人文主义者，梵蒂冈成为罗马与希腊文物至关重要的博物馆时，中世纪即行将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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