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人民奇特的双重效忠，以及它是如何导致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
要理解过去年代的人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每天都看见自己的爷爷，他就是个生活在思维方式、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都迥然不同的世界里的神秘人物。我现在就给你讲讲生活在25代以前的老爷爷的故事。如果你不把这一章读上几遍，我想你是不会了解其中深意的。
中世纪普通人的生活简单质朴，平平淡淡。即使他是个自由民，来去自由，也难得离开邻近地区。当时没有印刷的书，只有一些手抄本。各地都有一小批勤勉的僧侣教人读书、写字和计算。但科学、历史和地理却深埋于希腊和罗马的废墟底下了。
过去的往事，人们都是从听来的故事和传闻中得知的。这样由父至子口耳相传的知识常常与细节未尽相同。但它仍然以很高的可信度保留了主要历史事实。两千多年后，印度的妈妈们仍用这样的话恐吓淘气的孩子：“伊斯坎达尔要来捉你们啦”。伊斯坎达尔不是别人，正是曾在公元前330年侵略过印度的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故事虽经过许多年代却仍历久不衰。
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从未见过一本罗马史教科书。今天学校的孩子们在升入三年级以前就耳熟能详的许多事情，他们却一无所知。但是，“罗马帝国”这个词，对你来说也许仅仅是个抽象名词，对他们来说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们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他们甘愿承认教皇是精神领袖，因为他住在罗马，代表着罗马的超级权力这一观念。查理曼大帝以及后来的奥托大帝复兴了世界帝国的观念，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使世界得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中世纪早期的人们对此也感激涕零。
但是，罗马传统有两个不同的继承者这一事实，使忠诚的自由民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中世纪的政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既合理又简单。世俗的君主（皇帝）照看他的臣民肉体方面的幸福，而精神的君主（教皇）守护他们的灵魂。
然而，这套体制运行起来却漏洞百出。皇帝总是想插手教会事务，教皇则睚眦必报，告诉皇帝应如何治国安邦。于是，他们出言不逊，互相警告对方不要多管闲事。最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该怎样做才好呢？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应当既服从教皇又服从国王。但是教皇与国王反目为敌，作为一个恭顺的国民同时又是一个虔敬的教徒他该站在哪一方呢？
要想给出个正确答案可真不容易。如果皇帝碰巧是一代袅雄，又有足够的钱组织军队，他就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军罗马，必要时围困教皇所住的宫廷，强迫教皇听命，否则将自食其果。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教皇的势力更胜一筹。于是，皇帝或国王及所有臣民都被开除教籍，这意味着一切教堂都要关门大吉，无人能被施洗。垂死的人在行将就木之时，也听不到赦罪文——总之，中世纪政府的一半功能被取消了。
不仅如此，人民可以由教皇敕免其对国王的效忠宣誓，并被策反起来反抗其国王。但是，如果他们听从了教皇的遥控指挥，而被近处的领主抓住并绞死，那可就太糟糕了。
的确，这些可怜的人儿真是处境艰难。而最困难的又莫过于生活在11世纪后半期的人们。那时，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同教皇格雷哥里七世打过两次仗，难决胜负，却在50年的时间里，搅得欧洲鸡犬不宁。在11世纪中期，教会掀起了激烈的改革运动。直到此时，教皇的选择还很不规范。如果让一个对皇帝颇多好感的主教入主教廷，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不无好处的。那些皇帝就在选举期间频繁光顾罗马，利用自身的影响为其朋友谋取好处。
在卡诺萨公元1059年，这种选举方式发生了改变。教皇尼古拉二世发布命令，将罗马城内及附近地区教会的主教和执事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所谓的红衣主教选举团。这一群教会的头面人物（“Cardinal”意为首要的）被赋予选举未来教皇的特权。
公元1073年，红衣主教选举团选出了一位出身于托斯卡纳普通家庭、名叫希尔布兰德的主教为教皇，号称格利高利七世。此人精力旺盛。他视自己神圣的教皇之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信仰是建立在花岗岩一般坚定的信念和勇气之上的。在他心里，教皇不仅是基督教会的绝对领袖，也是一切尘世俗务的最高上诉法官。教皇既把卑微的德意志王公擢升为尊贵的皇帝，他也可以任意废黜他们。教皇可以否决国王、大公或皇帝制订的任何法律。但若有人对教皇的敕令表示怀疑，那可要小心了，因为惩罚是迅速而无情的。
格利高利七世派员到欧洲所有的宫廷，把他新颁布的法律通知诸侯国的各君主，并要求他们对其内容稍加关注。征服者威廉连连称是。但是亨利四世从六岁时就和大臣打架，此时却无意乖乖就范。他召集了德意志主教团，指责格利高利罄竹难书。然后以沃尔姆斯会议的名义把他罢黜了。
教皇的回答是亨利逐出教会，并要求德意志王公们摒弃这位不称职的国王。德意志王公们正乐于摆脱亨利呢，便要求教皇来奥格斯堡，帮他们再挑一位新皇帝。格利高利从罗马出发，前往北方。亨利并非白痴，他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与教皇握手言和，而且说做就做。数九寒天里，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赶到教皇正在小憩的卡诺萨城堡，从公元1077年1月25日到28日的整整三天时间里，亨利打扮得像一个忏悔的朝圣者（但在僧侣的外套里边穿着一件温暖的毛衣），在卡诺萨城堡的门外等候召见。后来他被恩准进入城堡，并获赦免。但是，他的忏悔并不长久。一回到德国，他就故伎重演，再次被革除教籍。德国主教会议也第二次废黜了格利高利教皇。但是这次亨利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包围了罗马，迫使格利高利逊位，把他流放到萨勒诺直到他在那儿死去。这首次的暴力冲突依然没解决什么问题。亨利返回德意志，教皇与皇帝之间争端重起。
刚刚攫取了德意志王位的霍亨施陶芬家族较之前任更加独立。格利高利曾宣称教皇位于所有王公之上，因为他要在末日审判时对他掌管的羊群中每一只羊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在上帝眼中，国王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忠心耿耿的牧人。
霍亨施陶芬王朝的弗里德里希，素以红胡子巴巴罗萨闻名。他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是“上帝亲自”授予他的先人的。帝国的疆域原先包括了意大利和罗马。为了收复这些“失去的行省”加入北方的国土，他开始东征西伐。不料在十字军第二次东征期间，巴巴罗萨在小亚细亚溺水身亡。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儿时曾在西西里受过伊斯兰教文明的陶冶。他继续攻伐。教皇指控他是个异教徒。说实话，弗里德里希确实是深深地、发自内心地看不起北方的基督教世界，他对粗鲁的日耳曼骑士和阴险的意大利主教嗤之以鼻。但他缄默不语，参加了一次十字军东征，从异教徒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正式被封为圣城的国王。即使这样的功勋也不能打动教皇，他们废黜了弗里德里希二世，把他意大利的领地授予安如的查理，安如的查理是以圣路易闻名的法王路易的弟弟。这导致了战火又起。霍亨施陶芬王朝最末一个皇帝康拉德四世之子康拉德五世试图重夺王位，被击败后在那不勒斯被砍头。但是20年之后，西西里岛上所有的法兰西人作为遭人唾弃的人，在所谓西西里晚祷事件中被斩尽杀绝。这样的事件还一再发生。
皇帝和教皇之间的争吵一直没有平息。但是过了一阵子，两个敌人学会了井水不犯河水，互不干涉。
公元1273年，哈布斯堡王朝鲁道夫当选为皇帝。他怕麻烦，不愿去罗马接受加冕。教皇未表异议，反而对德意志惟恐避之不及。这就意味着和平。然而原本可用来进行国内建设的整整两个世纪，却因无谓的战争白白耗费掉了。
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意大利的一些小城市，各种力量在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他们牺牲了皇帝和教皇的利益，想方设法增强各自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当人流开始涌向圣地，成千上万的狂热朝圣者人声鼎沸，高喊着要过境时，这些小城市已能够解决运输问题了。在十字军远征接近尾声时，它们用砖瓦和金子建筑的稳固防线足以使他们公然漠视教皇和皇帝的存在。
在教会和国家的相争中，第三者——中世纪城市从中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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